Page 196 - 《社会》2018年第6期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 ２ ）幕府、越後颈城郡川浦村の农下鸟?次郎、资财を掷て公益を
兴し、诸氏救助の功あるを赏して、银を赐ひ、苗字'刀を许す。 １４
译文：越后颈城郡川浦村农民、下鸟富次郎捐资兴办公益，救助诸氏。
幕府嘉奖其功，赐银，允许其使用苗字（姓氏———译者注），并可佩刀。
（ ３ ）金泽城主前田治、城下の贞妇鐆都を赏し、 %若干を与へ、会
津耶苏郡栗生&村の民市左卫门の公益に笃きを赏し、城主松平容颂、
米若干を与ふ。 １５
译文：金泽城主前田治修嘉奖城下贞妇都，予钱若干。会津耶苏
郡栗生泽村之民、市左卫门热心公益，城主松平容颂嘉奖之，予米若干。
从“不和公益而为害部民”、“捐资兴办公益，救助诸氏”到“热心公
益，城主松平容颂嘉奖之”，可见其中“公益”大致泛指有利于当地公众
福利之事，并与幕府、城主等统治者利益一致。从时间上看，它们早于
笔者所见 １８５９ 年中文“公益茶行”的记载，因此中、日两国很可能各自
有着本土的“公益”语汇，但早期皆不常用。据陈若水等人的考证，“公
益”大致在明治时期的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成为日本社会的习见用语，经常
用于法律语境，表示国家利益，如 １８８０ 年颁布的《刑法》第二编即为“有
关公益的轻重罪”（参见陈若水， ２００６ ： １１２ ；周振杰， ２０１３ ： ８０ ）。
事实上，以“公益”表达国家利益的用法一直延续至日本当代，民法
学家史尚宽（ ２０００ ： ３８ ）发现：“日本民法不用‘公益’二字，而易以‘公共
福祉’者，盖以公益易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姜克实（ ２０１１ ）在对日
本近代社会事业发展的研究中就专门区分了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一
是源自宗教的“爱”的情感，另一种便是表示国家利益之“公益”。这些
发现与沟口雄三（ ２０１１ ： ８３ ）对日本“公”观念的解释两相呼应，他写道：
“……日本的公，把国家的公作为最终并最大的领域，至此为止……实
质上是止于国家的公。”依此逻辑，民众的公共福利应从属于“最终并最
大”之公———国家利益。正田健一郎的研究具体阐发了这一“从属”关
系的近代演变。通过对大正十年（ １９２１ 年）一桩财阀被刺事件进行剖
析，正田指出，明治到大正时期富人公共心的多寡被看成是社会性与国
家性的问题，富人个体也因此受到攻击。自此，公共心被不断强调，个
人之私随之受到限制。明治初期，“一国之公乃国民私之所集”的启蒙

１４． 参见《孝义录》第 ９９ 编，第 ６９ 册，第 ４６０ 页。
１５． 参见《前田（金(）家谱》第 ９９ 编，第 ６９ 册，第 ６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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