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18年第6期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的正当性。在支配社会学领域，此种伦理与作为社会组织支配基础的
正当秩序相对应，在宗教社会学方向，则与内在的世界观信仰和精神体
验相关联（韦伯， ２００４犫 ： ４６１－５５０ ）。
正是因为此种“价值伦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可能性，韦伯才很
少在文章中直接讨论它。与喜欢在抽象道德要素的层面讨论普遍社会
秩序的涂尔干不同，韦伯很少将自己的抽象要素单独拿出来讨论，而是
更喜欢结合具体的历史与经验，结合不同的类型来灵活运用它们，甚至
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赋予其不同面向的含义。“理性”、“伦理”和“卡里
斯玛”这样的概念都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韦伯既然对儒教
与清教的“人格”与生活之道都冠以“伦理”之名，那么在它们的差异之
外也必定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韦伯之所以这样处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他看来，诸价值的实质
内容是彼此不同的，这就必然导致其伦理的形式要求和具体实践方式的
差别，这部分内容只能由诸“价值伦理”自身决定。这正是韦伯在《宗教
社会学论文集》序言以及“诸世界宗教之经济伦理”中强调的，“从最为不
同的终极观点，循着相当歧异的方向来‘理性化’生活”，从而塑成“生活
样式之伦理‘理性化’的诸多不同形式”（韦伯， ２００４犫 ： ４６６－４６７ 、 ４７９ 、 ４９２
－４９３ ； ２００７ ： １２ ）。在韦伯思想的最根本处，面对现代社会的去伦理倾向，
韦伯恰恰要指出，“伦理”乃是人性之根本，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
在现代社会中恰恰有着多样化扩展的极大潜力。在这种意义上，韦伯的
“伦理社会学”与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可谓相映成趣。 ３
但是，我们还只是回应了对韦伯伦理立场的“庸俗相对主义”论断。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使承认“诸神”的本质是“诸伦理”，是否在不同伦
理之间只能是彻底的“斗争”？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我们是否只能诉诸
任意的“决断”？另一方面，科学对于人们获得其追求的价值实质以及
伦理形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既然韦伯（ １９９９ ： ４－６ 、 ９３－９４ 、 １０３
－１０４ ； ２００４犪 ： １８２－１８６ ）的社会学明确表示，许多价值理想都来自宗教
和非理性体验，并且他一再强调，科学本身不能向人灌输世界观和伦理

３．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韦伯的真正立场与施特劳斯观点的差别所在。施特劳斯批判的
基础仍然是基督教上帝消逝后留下的“虚空的深渊”。这就是为什么韦伯会认为，相对主义本
身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而韦伯反倒可以说继承了歌德的“异教”传统，承认不同
于西方的更广阔的伦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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