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18年第6期
P. 169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说，即使成就德国统一大业的“真正的‘普鲁士精神’，也是德国民族性
最优秀的表现之一”（韦伯， ２００９ ： ９７－９９ ）。在韦伯看来，当年众多的普
鲁士将领、改革派的官员，当然还包括俾斯麦本人，虽然出身并非真正
的贵族，却能恪守朴实坚忍的品质、实事求是的作风，怀着真正德意志
的理想，由此得以成就大业。遗憾的是，历史并不会停下脚步。资本主
义与外部世界的冲击，令德国“正在逐渐但却不可抗拒地改变着经济结
构，甚至他［俾斯麦］还在位时就正在变得不同以往。人民必定会要求
变革”。虽然民族的外在统一实现了，但真正的人格和品质培养，“民族
的内在统一，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尚未完成”（韦伯， ２００９ ： １９ ）。
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处境，在经济利益和政治自负的夹击之下，德国人
丧失了原有的品质，平民的弱点却被加倍放大。在短暂的辉煌时代之
后，危机迅速降临。
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判断，韦伯才反对在课堂上以直接灌输的方
式向学生“教授”某种政治或伦理信念。和他对德国统一时代的判断一
样，韦伯坦率承认，像施穆勒那样主张在课堂上向学生传达“世界观”完
全可以理解，因为那是来自“他和他的朋友们共同促成的一个伟大时代
的回响”。在那个时代， ４０ 年前，“在实践和政治的评价领域，任何可能
的立场，最终必然会诉诸伦理上唯一正确的立场”。那是因为，那时还
有着和所有人生活相统一的“世界观”与伦理，所以课堂上的“灌输”并
不是问题。但就 ４０ 年后的现在而言，允许“灌输”最大的危险主要在
于，讲台上的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多半不是什么“超个人的伦理要求与
正义的公设”，而是打着“‘文化价值’之名的杂拌拼凑”，是教师自己“对
文化的主观期待”，并将这种私人的立场视为“个人权利”（韦伯， １９９９ ：
９３－９４ ）。韦伯敏锐地洞察到，正如容克地主丧失了其原有的朴实，陷
入虚荣、自大和享乐，许多学者和教师也在精神上陷入了迷失错乱。他
们受困于种种主观的幻象，“以游戏方式，用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小圣
像，装点起一座私人小教堂，以代替宗教，光鲜自己，或者用各种各样的
体验，创造出代用品，说这代用品具有神秘的神圣性，然后将它挟在腋
下到书市上去叫卖”（韦伯， ２００４犪 ： １８９ ）。实际上，韦伯并不反对真诚严
肃的宗教皈依，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韦伯在其伦理立场中，恰恰给宗
教留出了极大的空间。他厌恶的只是那些打着个人神圣体验之名，自
我陶醉与沉溺，并在讲台上扮演先知的表演者。这样做只能败坏伦理
· １ ６ 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