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18年第6期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与人格。缺乏判断力的学生，极易被这种煽动性的“讲授”吸引，并将这
样的表演视为学问的正途，进而也寻求“体验”和“感动”（韦伯， ２００４犪 ：
１６４－１６５ ）。
韦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时代，不论是东普鲁士庄园的地主
和农民，还是海德堡的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个体化的危机。“对远方
含混模糊的渴望”和对“个人体验（ 犈狉犾犲犫犲狀 ）”的追求都意味着，人们不
再安于既定的社会规范，满足于祖辈相传的生活（韦伯， ２００９ ： ７ ； ２００４犪 ：
１６４－１６５ ）。因此，必须引导个人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重新建立伦
理人格。但是，个体化的倾向越强，社会越有解体的危险，国家全面控
制的冲动就越强烈。德国高效率的国家官僚体系以及极具义务感的官
僚阶层，为全面治理和控制创造了条件。韦伯从未怀疑过，官僚有其自
身的伦理人格与品质。一种抛弃自身主观偏好、严格切事的“无恨无
爱”与对上级的高度服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伦理纪律与自我否定”塑
造出的人格，决不是单纯被动的螺丝钉，而是能够驾驭技术，在行政活
动中有着自由的“创造性”（韦伯， ２００４犪 ： ２２４ ； ２００４犮 ： ５３ ）。但这决不意
味着，官僚支配应当全面扩张，将整个社会置于自身的管理控制之下，
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它。
首先，韦伯强烈反对将所有企业都纳入国家官僚体系治理的做法。
从表面上看，这样不再需要社会自发的组织和志愿团体，更有利于劳动
者的福利和社会稳定。可这也同样意味着，官僚机器治理下的民众，不
再需要积极主动的思考、行动、联合以及由此培养出的伦理品质，只需
要一切听命于国家，只考虑自己的收入和福利即可。治理者越是有“伦
理”，被治理的对象就越不需要“伦理”，只需要将自己当成“对象”。在
韦伯看来，这样的官僚治理如果再与彻底功利主义的政策目标相结合，
就意味 着 以 理 性 机 器 的 方 式，在 现 代 重 建 了 埃 及 农 奴 制 的 “铁 屋
（ 犌犲犺狌狊犲 ）”。末人的时代就彻底到来了（韦伯， ２００９ ： １１８ 、 １２８－１３１ ）。
另一方面，官僚机器高效的方面只在于执行上级的命令，找到实现
目标的手段。设定目标不是它的事，它也不能为命令负责。但和真正
的机器不同，官僚阶层也是人，如果没有真正的领导，它就只能基于自
身在政治决策上的浅薄见识，设定最有利于自身的目标，并设法找到一
个傀儡来发号施令。这就是立宪君主制下德国的现实。韦伯愤然指
出，德国在外交领域糟糕透顶的表现，应主要“归功”于官僚们实际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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