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社会》2018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政治，却不断将那位虚荣愚蠢的威廉二世推上前台去“表演”。这造成
了对君主制和国家的极大损害。“官员的既得利益就在于把持公职而
又不承担责任”。保守派的官僚们，受肤浅的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左
右做出决策，却借君主公开的言行，让他对这些决策负责，从而“利用君
主个人的责任压力掩护它自身表现所招来的憎恨。由于它缺少任何政
治方向感，由此帮忙促成了一种与我们针锋相对的世界性格局”（韦伯，
２００９ ： １５９－１６７ ）。
所以，德国根本的困局就在于，虽然在俾斯麦和普鲁士的主导下，
实现了某种外部的统一，但其内部的伦理与社会建设远未完成，政治上
又过于依赖保守意识形态加官僚的君主政体。到了 １９ 世纪末，面对资
本主义与官僚行政的联手冲击，再加上理性化发展带来的“祛除巫魅”
的效果，原本统一的“世界观”濒于崩溃。强大的国家成了唯一的稳定
力量，但缺乏组织的平民社会的弱点暴露了出来，变得日益原子化。韦
伯思想的根本关注，正是借作为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社会学，探索德
国面对这场危机的可能性何在。虽然不像涂尔干那样将社会学视为道
德科学，不过韦伯也将“伦理”作为自己的核心关注点。在其著名的新
教伦理研究中，韦伯的发现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支柱和精神动力
乃是来自于超越技术计算的伦理人格与品质。而在其晚期的比较文明
研究与社会学“体系”的构建中，韦伯尝试将此一“伦理”主题扩展到世
界诸文明及其历史的视野，力图在比较中借助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与抽
象类型的工具，深化对西方理性化根源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进而重新
定位现代德国的位置及其伦理可能性。 ２
韦伯的突然去世令这一庞大的研究计划未能最终完成。当然，韦
伯的社会学“体系”只是提供定位的一个坐标系以及一系列的抽象类型
工具，并不是封闭的“系统”。笔者也认同雅斯贝尔斯的看法，韦伯不同
于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他“从来不求找出一整套完整的系统或圆满的
结论”。面对无穷尽的具体历史与现实以及人生问题的无限可能性，他
的体系始终敞开着，只是提供生命跃然其上、显露自身的舞台（雅思培，
１９９２ ： ４－９ ）。但是，韦伯对于他自己时代和社会的伦理出路以及学术

２． 关于韦伯从新教研 究 向 晚 期 社 会 学 研 究 的 转 变 及 其 核 心 的 “伦 理”线 索，笔 者 另 有 专 文
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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