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18年第6期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上声誉扫地的外交局面，教授们不顾威廉二世虚荣自大的过分膨胀，却将
批评的矛头指向《法兰克福报》，这样做极为不合时宜。但这还不是最要紧
的。回顾自己 １６ 年前在弗莱堡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讲，韦伯（ ２００２ ： ４６２－
４６７ ）斩钉截铁地指出，自己完全支持民族理想和爱国精神，但决非此等冒
牌低劣的货色。在大批学生联合会和社团成员出席的宴会庆典上，宣扬一
种“绝对空洞、空虚、纯粹动物性的民族主义”，令“大部分学生的所谓民族
情感越来越空洞”，这样做才极端危险。实际上，没有实质文化理想的政治
煽动且反对一切批评，才真正削弱了社会的道德力量。
回顾 １８９５ 年韦伯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我们就能看到，韦伯支
持的民族主义决非空洞的国家至上论，亦非彼时庸俗政治经济学崇尚
的幸福主义。在他看来，学问应当关注的，“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
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民族理想的实质，是“构成了我
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品质”，是继承德国人血脉中的“我们自己
祖先的品质”，并将这样的“我们的劳作与本性”传给未来的子孙后代
（韦伯， ２００９ ： １２－１３ ）。所以，保持某种文化与道德的品质，而非为爱国
而爱国的狂热民族主义，才是学问的根本。如果我们将关注的时点推
进到 １９１８ 年，我们同样会看到，面对一战失败与革命后的满目疮痍，韦
伯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依然是“群众
的教育问题”，是如何“重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培育和延续人类和
民族的优秀品质（韦伯， ２００２ ： ７２８－７３０ ）。甚至在去世前一年发表《以
政治为天职》的演讲之时，韦伯与青年学生定下十年之约，关心的仍然
不是德国的“美好愿景”能实现多少，而是要看看他们未来成为了什么
样的人，“内在生命变成了何等样貌”（韦伯， ２００４犪 ： ２７２－２７３ ）。实际
上，从演讲、书信与传记中浮现的韦伯形象，足以向我们确证，从青年时
代到去世之前，甚至在那被死亡中断的未来，韦伯终生不倦的一份天职
正是伦理人格与品质的塑造和培养。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证实的命题。威廉·亨尼斯正是看
到了在弗莱堡就职演讲与早期东普鲁士乡村调查中，韦伯对人的品质
与现代人之面貌的关注，因此主张韦伯著作的根本主题是“人格与生活
秩序”。他试图将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的教养、历史学派以及人类学传统
结合起来，认为体现了那个时代正在消逝的道德科学传统，所以韦伯的
学术根本上是“人的学问”（ 犎犲狀狀犻狊 ， １９８７ ： ５２－７２ ）。但亨尼斯研究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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