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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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 １９８３ ： ３５３ ）
尽管从共产国际到闽西特委再到地方苏维埃已经对富农做出了一
系列界定，但是从字面含义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一定义一旦落实在具
体的乡村土地革命实践之中的时候，就会出现“模糊”和难以判断的问
题———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自己耕种同时雇佣出租他人土地耕种是
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乡村中，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的
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由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客观限制，自耕农
为了完成农业生产必然存在着种种雇佣与换工行为。如果按照上述规
定，那么究竟如何界定自耕农的阶级属性呢？究竟出租多少土地、雇佣
他人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富农”呢？如果只要有雇佣行为或者出租土地
的行为就界定为富农，那么会不会在革命实践中造成“打击面过宽”乃
至侵犯“中农”或自耕农群体的问题呢？简言之，这一富农概念实质上
将包括小地主、存在少量雇工与换工状况的自耕农群体都纳入其中，而
模糊了地主与农民、富农与自耕农（中农）等的界限。
中农许多占有土地。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
分土地。有些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自己都有相当
的工具。全靠自己劳动，或大部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人。
许多还要受别人一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
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则对别人有
一部分的剥削，但非经常的与主要的。这些都是中农。（毛泽
东， １９７６犪 ： ２６７ ）。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这一界定中存在着“一部分”、“一般”等非
常模糊的表述。 １９３３ 年开始的“查田运动”尚且如此，那么这份规定出
台之前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实践中出现“侵犯中农”的情况也就不难理
解了。实际上， １９３１ 年苏区中央局甫一成立，就开始在整个苏区范围
内贯彻“反富农”这一基本方针。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央
苏区反而出现了“侵犯中农”的现象（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１９９２ ：
１４８ ）。针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这一问题，当时的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
《红色中华》将原因归结为“不了解富农与中农的区分”：
以上这些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区苏和乡苏的负责
解决土地问题的同志，未切实贯彻苏维埃的土地法，不了解富
农与中农的分别，不了解中农是土地革命的基本群众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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