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 2018年第5期

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

土地革命中绝不可少的同盟者，这种不给中农以土地革命利
益，甚至于当着富农打的错误，是阻碍我们取得土地革命胜利
的危险障碍。（李伯钊， １９３２ ）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王观澜在“查田运动”中发
表《怎样分析阶级》并尝试详细界定富农概念的具体做法。 ２２ 然而，进一
步详细规定富农成分“算法”的努力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查田运动”
中依然出现了各种因为富农标准过于模糊而导致的矛盾，这也正是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
决定》以更为细致的量化方式界定富农的原因。 ２３ 这一界定不仅规定了
富农与地主之间的差别，同时还规定了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差别：
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
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
过百分之十五，这种界限的设置是实际区分阶级成份时所需
要 的 。（江 西 省 档 案 馆 、中 共 江 西 省 委 党 校 党 史 教 研 室 ，
１９８２犳 ： ５１２ ）
由于当时的知识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这样一种更为细化的阶级
成分划分方式，并没有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富农难以算清的问题，同时还
产生了以“算阶级”代替“查阶级”所造成的“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等一
系列问题（参见孟庆延， ２０１６ ）。综上，当“富农”作为政策作用于乡村社
会的具体实践时，首先产生了在概念界定上的巨大困境。

２２． 这份文件对于富农的具体界定，可参见本文开头引文三，在此不再赘述。
２３． 这份文件试图以更进一步的量化标准来界定富农，并提出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之
间的复杂区分。例如，《决定》中曾明确规定判断富农的核心在于通过“附带劳动”与“主要劳
动”的细致区分界定地主与富农之间的差别：“（一）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
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二）规定全家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
全家有数人，其中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
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个月或不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
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时间从事主要劳动的还算做附带劳动，这是不对的。
（ 四）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割禾及其他生
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
要劳动。（五）所谓非主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的位置，如帮助耘草、
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查田运动中对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问题，发生许多错误，或以为
有劳动当做只有附带劳动，把他划为地主，或以只有附带劳动当做有劳动，把他判为富农，都
是因为过去对于地主与富农的分界没有明确标准的原故。依照上面规定，可以免去这种错
误。”（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１９８２犳 ： ５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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