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二）动摇的富农：革命实践中的“反对派”
在共产党乡村革命实践中，富农一直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对象。那
么，革命实践中的富农，究竟指涉原有乡村社会中的哪些人呢？
其一，在纯粹量化阶级标准中，判定富农依据的乃是生产关系和生
活水平的综合考量，并侧重以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作为主要界定标准，
即需要综合复杂的生产实践形态来判断富农究竟是自己劳动还是“附带
劳动”，并依据收入来源情况和“剥削分量”判定是否属于“轻微剥削”，以
区分富裕中农和富农，而这一界定同当时以宗族作为主要分化机制的中
央苏区的社会经济特征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参见孟庆延， ２０１６ ）。
其二，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经济因素
（剥削方式等）构成了革命政党判断富农的重要维度。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富
农问题》决议中提出的包括“封建剥削（半地主性富农对地租的剥削）”、
“ 高利贷剥削（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和商业性的出卖粮食”、“兼营商
业剥削贫 苦 群 众”（江 西 省 档 案 馆、中 共 江 西 省 委 党 校 党 史 教 研 室，
１９８２犪 ： ３９８ ）在内的剥削方式都构成了界定富农的基本依据。
同时，对富农的界定中还包括对政治属性的判断。《中央政府关于
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了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宗族领
袖问题，将乡村的宗族领袖概括为“管公堂的人”。管公堂即“管理各种
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决定》认为管公堂无疑是剥削的一种，特别是
地主阶级及富农借着管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
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剥削收入的公堂及管理公
帑的行为，当然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江西省档案馆、中
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１９８２犳 ： ５１０ ）。在 １９３０ 年永定县的一份文
件中，将“过去多领耕公产田地，雇佣劳动耕种出来，除家人食用之外，
每年仍有谷粜，有钱余剩拿来剥削人家者”界定为富农（中共龙岩地委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 １９８３ ：
３５３ ）。上述将“管公堂”、“管公田”等社会身份与经济属性相勾连的做
法，本质上源于当时的革命政党对中国乡村社会中“豪绅地主”的“劣绅
性质”的判断：
豪绅地主阶级是村中代表官僚封建制度的。租田制度的
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的出租，而且有所谓公地的出
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所谓公地的

· ９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