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党的分田实践，究竟是如何处理和判断“道德”问题的呢？这首先和近
代以来对中国乡村社会中士绅阶层的“劣绅化”倾向的总体判断有关。
陈翰笙（ １９８４犪 ）在其关于华南农村危机的研究中，曾明确指出“集团地
主”以 及 “劣 绅 化”的 地 主 富 农 乃 是 乡 村 破 败 的 重 要 原 因。杜 赞 奇
（ ２００３ ）明确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中地方精英从“保护型经纪”
到“攫取型经纪”的转变构成了“权力内卷化”的重要内在原因。在当时
革命者的很多具体表述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上述逻辑。邓子恢（ １９８１ ：
３３ ）就曾经指出：
又如某富户，他的财产已经不恶赀（资），汀州啦，潮州啦，
漳州厦门啦，南洋啦，处处都有他合伙的商店和公司，他的资
本定然年年增加无疑。可是，“富者众之怨也”这句话他十分
了解，他时常怕一班绅士们去敲他的竹杠，因此他一面极力与
巨绅联络；一面自己便运动做什么“长”，什么“员”，冀与政界
中人相往来；一面又把子弟送入学校，更叫他上进，因此他的
子弟又结识了好多朋友，在政界绅士中他占点势力；于是这个
富户，现在也居然成了一个大绅士了，无论何人，都不敢奈何
他。这种现象，便叫做“富人士绅化”。
除了对当时乡村社会中“为富者多不仁”以及“劣绅化”的判断之
外，在执 行 层 面 对 富 农 的 判 定 标 准 乃 是 来 自 群 众 的 “公 意”。 韩 丁
（ １９８０ ： ３１６－３１７ ）曾经如此评价后来土改中的分田过程：
“井底观天”的环境限制了大多数农民的眼界，人们很不
容易把那些属于他们个人的特点问题，同构成他们苦难的根
源的基本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他们往往只注意到个人的性格
脾气、世仇夙愿以及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而忽视了划分阶级
成份的真正标准，即他们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由此，对“富农”群体的判断，在经济与政治要素之外，又加上了道德
层面的深刻意涵。
（三）平分与公田：政策执行中的“获益者”
在前文讨论富农路线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指出，毛泽东与李文林
在赣西地区的核心分歧之一是究竟以何种标准平分田地，以及是否保留
公田。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争议和矛盾，本质上与赣南闽西地区复杂的
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不同革命者对这一状况的理解有着密切关联。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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