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实质乃是杜赞奇（ ２００３ ）所描绘的从“保护型经纪”到“攫取型经纪”的角
色变化，更是这一群体在“道德”与“风气”层面的变化。傅衣凌（ ２００７ ）
指出，华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权结构和宗族结构，尽管纯粹经济意义上
的大地主并不多见，但却依然存在着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
“乡族势力”；秦晖（ ２００３ ： ２８６－２８８ ）亦曾提出“关中无地主，但关中有封
建”的著名论断。上述研究表明，在现代化与乡村旧有社会结构解体的
情况下，地方精英并不一定掌握大量土地，但却在乡村社会中依赖各种
身份与资源而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样，在阶级与革命实践语境下的富
农，也并非一个纯粹经济的判断，而是从经济—政治—道德的统合视
角，对“富农”这一在经济上难以完全厘清的成分进行的重新界定，所指
向的也恰恰是这样一个掌握着资源与权力，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群
体。在这个意义上，富农的概念外延尽管小于地方精英，但实质上却成
为地方精英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而构成了我们理解共产主义
革命实践与传统地方社会结构变迁之相互关系的关键节点。
斯考切波（ ２００７ ）在其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明确将“社会革命”
定义为“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迅速而根本的变革”。从这个角
度理解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我们就会发现这不只
是一场残酷的军事斗争，同时也是一场以外来意识形态改造中国社会
的社会革命，而这场社会革命又集中地在彻底颠覆旧有社会结构的土
地革命中体现出来。 ２８ 由此，土地革命也成为将传统中国“国家—民间
统治精英—民众”三层社会结构转换为“国家—民众”两层结构的重要
环节（郭于华、孙立平， ２００５ ： １２３－１２９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实践乃是一场改变阶级结构的社会革命。
斯考切波（ ２００７ ）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同时还提出了“国家自主
性”的概念，她认为国家不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发生角逐的场所和平台，
还担负着一系列统治职能，有着一整套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因而有
着自身的存在逻辑。但是，斯考切波的国家理论主要从国家汲取资源
的角度展开对国家自主性的论述，却没有深入讨论国家政权（革命政
权）的意识形态与具体策略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聚

２８． 将土地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来理解，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在此仅举一例。郭于华、孙
立平（ ２００５ ）曾指出，共产党政权通过诉苦等动员技术完成了底层民众关于新国家观念的建
构，同时也彻底完成了农民的“原子化”过程，从而改变了原有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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