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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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方法缺乏谱系学的内涵。文化圈研究“不根据其自身历史而是根据假
设的文明史来重构民族的历史”，最终总是会面对臆想历史的风险；而
形态学研究，借助的主要是文化或社会的概念，是脱离语言学和考古学
而独自展开的，它们最终会成为其他学科的“不是太可靠的附注”（莫
斯， ２０１０犫 ： ６７ ）。
莫斯相信，文明研究对人文科学总体至关重要，但文明的人文科学
尚待建立。文明的人文科学之基础必须是多学科的。只有多学科综
合，才可能帮助我们识别不同文明的风貌，并对这些风貌进行解析，更
有助于我们避免以单一的主导性特征为条件，将所有的特征综合起来，
考察文明的风貌。这些风貌是由一组文明特质构成的独特形式，这种
独特形式又可以说是文明的类型。要了解这些类型的核心和边缘关
系，确定其起源地，便要绘制特殊现象的分布地图，追踪不同模式和制
度渗透的途径及其传播方式，识别相关的地点、界线、边界、时期等，而
要理解这些类型之传播所抵达的边界，则要追溯传播的命定方向的由
来。传播是文明的首要特征，但文明从不是没有限制地传播着，它们虽
不是由政治、道德和国家意义上的要素构成的，但却类似于国家，有其
特定的地理空间限度。那么，这种地理空间限度的来由为何？社会学
对集体意识的解析显然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在莫斯看来，文明
现象本质上也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都是集体意识的产物。正是集
体意识的作用，使人们在一个包含多项可能性的系列中做出选择，这类
选择有利于某些文明因素的传入，却不利于其他因素的传播。也就是
说，集体表征、实践和产物，只能在可能和愿意采纳与借用它们的地方
传播。文明的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中不应只关注文化圈和形态，还应关
注这些圈子和形态形成的社会逻辑，而要对这些社会逻辑加以深究，便
有必要关注与一致性现象相反的现象，如历史中未借用的、拒绝借用的
现象（莫斯， ２０１０犫 ： ６８－６９ ）。正是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解
释文明传播的阻力和边界。
至此，莫斯富有创意地将自己对文明、文明形式、文明区域的理解，
与巴斯蒂安“三主题”联系起来了。显而易见，莫斯并没有僵化于“三主
题”的区分。巴斯蒂安的“基本观念”显然对于他理解社会和文明的形
式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有将普遍存在的社会视作“基本观念”的倾向，但
在叙述文明的概念和特质时，他不断在这个“基本观念”与“游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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