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同时，也存在着一致的特征。
诸文明之所以都有其区域分布范围，是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多
样形式，而这种形式只能在特定文明分布的区域而非其他区域内传播。
也就是说，文明像社会一样，拥有自己的边界和精神。文明区域的界定
依赖于它的形式；反过来说，文明形式的界定是基于其延伸的区域实
现的。
相比于其他作品，《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一文更侧重探讨文明的
具体研究。在文章中，莫斯不断强调社会学与民族学传播论相结合的
重要性。在述及文明的区域与形式时，他承认，民族学传播论者已对文
明的这两方面加以重视。莫斯定义的文明区域在德奥系民族学有关文
化圈（ 犓狌犾狋狌狉犽狉犲犻狊犲 ）的论述中得到了讨论。此类论述旨在对文明加以
区域化把握，它们选择个别工具、社会组织形式等，将其作为“典型现
象”，从其地理分布的线索，追溯这些事物和制度的传播历史。对这种
方法，莫斯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他承认这一方法对于民族学博物
馆陈列工作给予了重要启迪；另一方面，他批评这种方法导致研究上的
以偏概全。他指出，在这种方法下，民族学家所选择并加以集中研究的
个别事物和组织都不见得有代表性，而且，他们从未澄清其选择的所谓
“文明中的主导性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莫斯， ２０１０犫 ：
６５ ）。莫斯坚持认为，诸文明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特征基础上的，而不是
只拥有一种特征。文化圈方法的失败之处在于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莫斯， ２０１０犫 ： ６５－６６ ）。
文明形式也在文化或文明形态学中得到了重视。但莫斯指出，运
用这种形态学的研究者若不是如民族学家弗洛贝纽斯（ 犔犲狅犉狉狅犫犲狀犻狌狊 ）
那样，错误地将杂糅的文明“还原”为某种原生的单一文化，便是像历史
学家斯宾格勒（ 犗狊狑犪犾犱犛 狆 犲狀 犵 犾犲狉 ）那样，因过度依赖历史哲学而易于以
道德为基准，将文明和国家分为强大与弱小、有机与松散之类对立的类
型，从而将文明研究倒退到了过时的“文化宿命论”或“历史使命论”的
叙述之中（莫斯， ２０１０犫 ： ６６－６７ ）。
要对文明区域进行合理的描述和界定，便要充分把握文明区域，对
那些将文明要素（或文明现象）关联起来的系统进行历史的和整体的把
握。文化圈方法和形态学方法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二者单独运用
时却都各自存在严重问题：文化圈方法缺乏形态学的整体考量，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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