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部事实。他的工作与法兰西学派不能分离，他相信，“惟有合作之力，方
能避免因追求原创性而带来的孤离与自负”。他把大量精力奉献给了
《社会学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它写了大量涉及理论、宗教史、氏族、
亲属制度等领域的述评，也身体力行，如亲人般那样对待年鉴派团队成
员，实践了年鉴派主张的“合作”和“团结”。莫斯的理论性作品旨在从
不同角度为社会学代言，因而并不完整，但自有其整体关怀。他提出，
部落社会是一种复杂结构，致力于对仪式和宗教之类的“表象”加以最
深入的研究。涂尔干辞世后，莫斯更多地与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对
话，也更多地在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中活动，这些对于推广社会学意识、
引进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学术自述》文末，莫斯（ ２０１０犮 ： ７７ ）说了如下一小段话：
几乎所有这些（注：即一战后莫斯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
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析）都属于一项主要关于“国族”
（ 现代政治的第一原则）的研究，初稿已基本完成。这项研究
甚至不会被《社会学年鉴之工作》所出版———这也是我欲求的
努力，即将作为纯粹科学的社会学与甚至是完全无偏私的（政
治的）理论分离开。
莫斯写作《学术自述》之时，涂尔干已逝世十多年，而一战的阴影尚
未消散。在该文中，莫斯（ ２０１０犮 ： ６８ ）感叹道：
我科学生涯中的大悲剧并不是四年半的战争中断了我的
工作，亦非疾病而徒耗光阴［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更非我因为涂尔干
和于贝尔英年早逝而感到的极度绝望［ １９１７ 和 １９２７ 年］；在
既往痛苦年月里，我失去了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此乃莫大之悲
剧。人们会说，这是法国科学界这一脉之损失；而于我而言，
堪称一场灭顶之灾。或且，我一度能最好地付出自己者，已随
他们而逝。战后我在教学方面重新获得成功，以及民族学研
究所的创建与成功（当然大部分归功于我），再次证明我能够
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但这能偿还我之所失吗？
经过一战的创痛，整个欧洲惊魂未定，和约是签订了，但各民族情
感上的仇恨越结越深，无法保证永久和平。与此同时，如莫斯所说，战
争导致的文化损失并不是短时间可以补救的。为避免悲剧重现而追溯
其根源，构成一战后莫斯学术的主线。这条主线，正是莫斯在《学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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