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几乎将所有注意力投入研究社会内部机理的年鉴派，能为化解极
端国家主义带来的国际关系危机做出何种贡献？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６０ ）依
旧相信，“如果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目标，不去扩张或扩展自己的界线，
而是坚守自己的家园，最大程度地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
生活”，那么，国际生活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时间越接近战争，他越
深刻地意识到，在国与国之间争端愈演愈烈的时代，有必要将“家园社
会”的道德生活与“世界性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发现“国家生活之外
的更高的力量”，找到与特定政治群体的特殊条件及这一群体的命运无
直接关系的更高尚的生活目标（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５８ ）。
在对内在于“家园”、外延于世界的伦理境界的求索中，涂尔干和莫
斯合写了那篇题为《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的文章。
在有关“公民道德”的论述中，涂尔干坚持他过去的看法，认为古代
社会局限于“特殊地域与民族条件”，这种状况在近代得到了改变，随之
出现的是超越特殊社会共同体的社会（或者说，道德的普遍意识）。据
此，涂尔干对爱国心态的古今之变做了区分，他认为，古人的爱国主义
局限于对王权国家的向往，只有到近代，“爱国”一词才与越来越普遍化
的“博爱”（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５７－５９ ）。
与莫斯合写《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涂尔干调整了看法。面对“爱
国”与“博爱”的巨大矛盾，涂尔干有志于贯通古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莫斯的工作。莫斯长期致力于为“国际主义”寻找古代根基，这为
涂尔干融通不同“等级”的道德境界提供了帮助。在《札记》一文中，涂
尔干和莫斯将超出社会的德性重新定义为“文明”，并赋予它物质性、制
度性和精神性的丰富内涵。他们还将“文明”视作自古有之、广泛存在
的系统，指出如果社会学对这些体系不加研究，其视野便将继续局限于
国族疆界之内，缺乏解释力和价值。
涂尔干和莫斯回顾年鉴派社会学的既有特征，他们承认，这门科学
为了避免空谈社会，而主张研究社会现象的内里。社会学总是将社会
现象与人类群体占据的特定地理空间相联系，如此一来，它的视野便限
定在边界清晰的部落、民族、国家、城市范围之内，它所论及的最大“政
治社会”，不过就是国族。年鉴派曾长期坚信，国族生活是群体生活的
最高形式，在它之上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社会体系（涂尔干、莫斯， ２０１０ ：
３６ ）。为了对包括国族在内的社会实体加以探究，年鉴派侧重研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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