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构的“年”，而“年”是由自然的季节与社会密度有别的季节相应“杂糅”
而成的。社会的个体—集体、家居—共居、巫术—宗教、私有—共有的
双重性，不是仅靠内发的“规则”规定的，而是在更广泛的地理、气候、生
态、生计等“外在”因素构成的氛围中形成的。在《礼物》中，莫斯考察了
带有莫名之力量的礼物如何在促成和维持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
“结盟”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
从这三本堪称经典的著作来看，可以发现，在莫斯看来，倘若没有
介于“内外”之间的“中间之物”，那么，社会的形成便不可思议。这些
“中间之物”在祭祀中包括了祭品、祭司等，在物质性的社会形态生成中
包括了季节形态、地理形态、食品的时空分布、身体性的与非身体性的
技术如狩猎、礼仪、建筑等，在“礼物交换”中为沟通不同“人”的有灵力
之物。作为媒介，“中间之物”如同语言，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交流，它们
从“外延”赋予社会实体以内涵，也在沟通人与“非人事物”中将诸特定
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实体联结起来（王铭铭， ２０１５ ： １０１－１０９ ）。
莫斯的三篇文明论述发表于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莫
斯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有所不同，但他的学术工作有着其贯穿始终的特
征。一方面，他一贯坚守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主张，在涂尔干辞世后更
承担着使这一主张在与同时代其他主张的争论中焕发生机的任务。比
如，一战后，伯格森（ 犎犲狀狉犻犅犲狉 犵 狊狅狀 ）提出以道德约制给现代世界带来
罪恶的技术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公众产生巨大吸引力，而其中潜含着将
涂尔干曾经致力于界定的良知褊狭化的危险。在回应此类偏激主张的
过程中，莫斯耗费大量精力对技术系统进行了比较民族学研究，指出技
术自身有着浓度极高的社会含量，是作为道德系统的社会的基础之一
（施郎格， 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莫斯尚需赋予涂尔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以
更为经验而开放的内涵。在莫斯笔下，社会既更密切地与个人生活相
联系，成为易于观察和理解的“事实”，又从边界清晰的“有机体”意象中
脱身而出，成为大小不一的多重关系“圈子”；这些“圈子”穿插于社会实
体内外，杂糅着种种因素，在每个现象中都缩影般地实际存在着。无论
是个体的“人”，还是适应于种种“生态”而生成的技艺、巫术、艺术、象
征、产品、信仰、神话、历法等，所有的现象，无论是个别的，还是交织成
体系的，在莫斯笔下都成为社会的，它们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其各自的
内里也有着社会的关系本质，个别或局部总是承载着体系或整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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