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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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系和关系的“语法”。作为社会性的“超社会现象”的文明同样有着这种
   关系特征,其存在表明,没有一个社会是封闭的,而“开放社会”的力量
   源泉,正是持续推动社会相互交换的关系体系。这些体系的运行动力,
   固然可以追溯到心灵与物性的“深层结构”,但一方面,语言不足以表达
   这一“结构”,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可以赋予这一“结构”以语言学概括,
   也应侧重关系现象的丰富性和伦理内涵。

       二、从文明到社会,再从社会到文明

       1919 年 10 月,小莫斯一岁的梁启超完成了几个月的欧洲观察,回
   到巴黎,住在 郊 外 白 鲁 威( 犅犲犾犾犲狏狌犲 ),起笔 写作《欧游 心 影录》。在 书
   中,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的变迁做了如下评论:
           当法国大革命后唯心派哲学、浪漫派文学全盛之时,好像
       二十来岁一个活泼青年,思想新解放,生气横溢,视天下事像
       是几着可了,而且不免驰骛于空华幻想,离人生的实际却远
       了。然而他这种自由研究的精神和尊重个性的信仰,自然会
       引出第二个时代来,就是所谓的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的全盛
       时代。这个时代,由理想入到实际,一到实际,觉得从前什么
       善咧美咧,都是我们梦里虚构的境界,社会现象却和他正相
       反,丑秽惨恶,万方同慨。一面从前的理想和信条,已经破坏
       得七零八落,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沉
       闷凄惨的景象。就像三十前后的人,出了学校,入了社会,初
       为人父,觉得前途满目荆棘,从前的理想和希望,丢掉了一大
       半。 19 世纪末叶欧洲的人心,就是这样。(梁启超, 2006 : 27 )
       19 世纪末的欧洲,社会裂隙横生,这个阶段,“由理想到实际”,怀
   疑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失范”涌现。然而,思想界并没有丧失其理
   想。以涂尔干为例,他生活在梁启超所说的“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的全
   盛时代”末期,面对人心之“丑秽惨恶”,致力于创制一套“重建社会和政
   治的完整方案”(渠敬东, 2014 )。身在涂尔干左右,莫斯为这套“方案”
   的制订默默奉献着。 20 世纪初,涂尔干“方案”接近完善,但欧洲却出
   现了与个人主义相反的问题。此时,国族意识悄然与极端国家主义结
   合,不仅要求牺牲个人,成就国家,而且还威胁着欧洲国际关系的既有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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