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 2018年第4期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似乎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原因之一。
“活动化”和“指标化”产生的原因是社服组织为了迎合政府的需求，
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外显化的行动策略。而生存和发展的背后
再次显现了社服组织所处于的“底层”地位，以及自身半专业化的处境，
社会工作者的选择受到官僚机构的诸多限制，而不得不妥协。
受限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社服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服务对象
时，由于其自身所掌握资源难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不得不对于服务
对象进行选择，来应付指标的压力，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政府
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项目的购买中，项目有探访指标的要求，而在
实际服务过程中，似乎并不容易重新能够找到一个愿意让工作者上门
探访的对象，这样对于某个熟悉的服务对象进行反复探访也成为了一
个完成指标的策略选择。这样的策略选择，虽然能够保证服务数量的
完成，但是对于实际服务来说，也导致家综难以找到新的服务对象，实
现服务对象的拓展。在有选择的对服务对象进行界定的过程中，社会
工作者之所以选择对于服务对象的重复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何
能够更好地完成指标。指标完成背后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专业
自主性的丧失。在缺乏专业自主性的条件下，社会工作者能够做也愿
意做的事情往往是更加容易完成的事情。社会工作者在实际服务过程
中，往往会更倾向于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弱者”的地位：一方面能够赢得
服务对象或者购买方的理解与同情，另一方面也成为自己不能完成某
些服务的“借口”。对社工来说，这种由于服务能力而导致的无可奈何
也会影响社工服务的选择。受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所限制，社工在实际
服务中所掌握的资源有限，甚至只能利用一些非正式的资源来帮助服
务对象。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只能以“示弱”的方式，
向服务对象展现自己的困难，赢得服务对象的理解与同情。
（四）选择性服务：介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
受限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的境地会影响到社
服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对于购买方以及服务对象的服务，社会工作者
会对于其所提供的服务有所选择。从 犣 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来
看，社服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两个重要的考量标准就是政府的逻辑和
指标的逻辑。为了求得生存，社服组织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更加容易选
择满足指标的能够让政府看得到的活动，社会工作的选择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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