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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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注点更多的放置在一些可以按部就班处理以及能够成功处理或者获得
更多关注的服务上，而忽视那些可能不符合某些服务的要求，但是有特
殊需求的服务对象，尤其是那些难以回应的需求，并且不触碰敏感问
题。自由裁量权的消极运用主要是一种在现实状况之下求得生存的选
择。社会工作者在考虑到不同利益群体对实际服务的影响之下，会权
衡利弊选择规避风险的服务。在这种“消极运用”之下，会在街头官僚
理论的惯例模式之下发展出自己的行动策略来求得自身的生存。而这
种求得生存的策略即“活动化”和“指标化”却会导致不同的行动主体对
于社会服务的不满，出现服务困境。
其根本的原因需要回到对过渡治理情境的进一步分析中。从现阶
段的发展方向来看，政府部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新管理主义的解决方
案，即希望从过渡治理情境转向新管理主义，如社工协会孜孜不倦地进
行评估体系的修正，服务的标准化以及对指标的完善等；而家庭综合服
务中心的指标化某种意义上也内化了这种管理主义。更关键的是，中
国并不存在新管理主义所发展起来的社会情境。创新社会治理是现阶
段转型的重要方向，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主要治理策略还属于层
级治理（ 犺犻犲狉犪狉犮犺犻犮犪犾 犵 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 犓狅狅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３ ： １１６ ），掌舵和控制是
主要的特征。在控制的前提下，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动机以提供公共物
品是必要的，但在该体系下往往伴随着后者的弱化。同时，西方社会工
作者发展到较高程度之后进入新管理主义时代，虽然后者对前者积极
自由裁量权存在约制，但专业化的社工队伍也能做一定程度上进行回
应和反抗。相反，中国社工发展面对层级治理和新管理主义的双重约
制，与专业发展相伴随的积极自由裁量权尚未形成，但由于政府的含混
及观望态度，导致了消极的自由裁量权。
在过渡治理情境中，社工的自由裁量权会得到消极运用，而使社服
组织所存系的自主空间反而成为社会服务困境产生的原因。自由裁量
权与社工专业性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中，
自由裁量权能够使得社会工作者有更大的自主性空间，而这种自主性
空间的给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工专业自主性的发展。而在我
国，社工特别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家综社工中，自由裁量权却在受到
不同利益群体的限制之下，变成一种“生存策略”，影响到家综社工的专
业性，从而变成一种在政府限制之下的服务选择。就目前家综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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