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 2018年第4期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言，自由裁量权的“消极运用”，阻碍了社工专业性的发展。同时，在这
种阻碍之下，家综社工在面对所服务的社区时，会对服务行动有所选择
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不对等的治理情境中，公共服务购买方
与承接方缺乏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社会工作者所拥有的消极自由裁
量权成为社服组织求得生存的最好工具，再加上社工在目前的社会环
境之下处于半专业化的境地，进一步导致社会服务在社区服务过程中
出现行动困境。而这种发展又反过来验证了某些属地政府部门一开始
的不信任感，进而导致了社会服务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这种困境是社会结构情境与社会组织能动性互动所产生的
后果，只能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进。其一，从治理情境上看，社会服务
困境根源的解决应该从过渡治理情境转向第三方治理转变，建设基于
责任清晰的伙伴合作关系，真正发挥第三方治理的力量，在服务过程中
积极寻求双方平等合作的位置。这就要求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为一个
综合的服务平台，成为协同治理的平台，社服组织能够动员不同主体的
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与支持。其二，在社工专业化尚未完全发展
的前提下，弹性的评估指标设置是必要的，而这必须给社服组织以能力
发展。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的设置和规范，但是设置和规范并
不等于限定自由裁量权在专业服务中的选择权，而是如何应更好地对
自由裁量权进行积极运用。对于消极自由裁量权的克服主要是对社区
居民事务管辖权的部分让渡，及通过社服组织自由选择权来提供服务。
这不仅是社工的自主选择，也体现在服务对象和项目在立项时的决定，
建立社服组织与服务对象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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