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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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得社服机构的重要目标就是能够满足购买方的要求，完成服务指
标，而忽视了社工的目标和使命。
“有时候真的非常想帮助别人，但是有时候对于个案来
说，你能够帮到的可能仅仅只是陪伴作用。特别是有些外来
工家庭中孩子的上学问题，以及经济需求等我们真的不能为
力，像有些家暴的个案，我们还能够与案主同行，但是像这样
的个案你真的是完全帮不到啊。”（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犎 家综 犡 社
工访谈记录）
最后，就服务对象而言，“活动化”和“指标化”一方面固化社区居民
对社会工作者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服务难以拓展，进而难以满
足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社会工作者在进入社区之初会开展相应的社
区活动吸引社区居民的关注，这是进入社区的好方法。但随着社区活
动成为一种常态，社区居民容易把活动和社会工作者等同起来，认为社
会工作者就是在社区内搞活动的工作人员。且社区活动的开展虽然能
够吸引大量的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服务，但是活动的进行也占用工作员
的工作时间，进而影响其他服务的开展。如在 犎 街、 犅 街以及 犇 街家
综都表示社区活动的指标完成完全不是问题，而社工也更愿意组织社
区活动，进而影响到其他指标，特别是个案工作的指标量难以完成。

四、结论与讨论：社会服务困境的根源与方向思考

中国社服组织和社工专业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渡治理情境中快速
发展，社服组织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本文以 犣 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为切入点，分析过渡治理情境、消极自由裁量权的互动对社服组织的服
务供给的影响，进而导致社会服务困境的产生。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等
的自由裁量权概念需要修正，才能够用于解释中国社服组织和社工的
发展。由于面对的情境不同，社会服务组织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所运用
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没有成为专业自主性的保证，相反却成了规避风险
的武器。
在西方学界，就自由裁量权而言，主要强调的是积极的自由裁量权
的运用，并且主张与专业化联系在一起。在新管理主义盛行控制性文
化的时期，社会工作者能谨慎地把关及对有限资源的供给，成为社会工
作者的主要活动（ 犎犪狉狉犻狊 ， １９９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希望转向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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