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合作关系，突破传统街头官僚重点关注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将自由裁
量权的运用置于一个立体的关系网络之中。 犇狌狉狅狊犲 （ ２００７ ）的研究表
明，当代公共部门中的街头官僚，能够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地解决两大传
统，即管理和治理下的工作困境，也就是说，即街头官僚能够利用自身
的自由裁量权解决在管理向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工作困境问题。
社会工作从西方产生、发展开始，就带着极大的模糊性，这种模糊
性与其对需求的回应有关，这也是西方讨论社会工作者自由裁量权的
重要背景。西方的社会工作发展就是自下而上的专业发展与自上而下
服务体系构建互动的过程。而在中国语境下，社工本身是一个自上而
下构建的过程，政府尝试用新的方法，通过试点进行试验，力图克服这
种模糊性带来的困扰。因此，过渡治理情境的试错特征及调整特征非
常明显。但是，国内的社工专业化发展并未与国外同步，而缺乏博弈和
互动的能力，当自由裁量权出现时，半专业化发展的社服组织的回应即
是选择性服务和行动。在过渡治理情境中，社服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并
未发展出西方语境下的积极的自由裁量权，而是以消极的自由裁量权
为主导。社服组织的服务供给依循下列路径： １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
理转型的社会情境之下，社服组织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定，进而影
响到实际服务； ２ ）社工半专业化是目前社工面临的实际情况，进而影响
到服务专业性以及专业自主性的发挥； ３ ）自由裁量权和半专业化的社
工使得社服组织在面对复杂的服务环境之时，会出现“活动化”和“指标
化”等外显性行动策略。这种社会服务的输送路径与社会服务本身的
属性有密切联系，本文研究的主体的社会服务是一种综合性的服务，在
前期发生这些问题后，政府希望通过各种规制促使其走向实用专业主
义（雷杰、黄婉怡， ２０１７ ）。本文研究综合的社会服务，而在其他的一些
专项社会服务中，如社区矫正，由于更明确的治理规定，以及更为强调
技术化的手段，而公共服务人员拥有一定程度的法定的自由裁量权，而
可能呈现不同的情况。
对于本文研究的一般性的社会服务来讲，其面对更多的结构性问
题，如弱势群体的帮扶（外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等），社工难以真正回
应道服务对象的需求，而受到各种限制。社会工作者拥有的受限定的
自由裁量权是受到多方力量制约的结果。消极运用主要表现为街头官
僚为了减轻自身的工作压力和维护自身的安全等因素，会将自己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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