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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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程中开始出现（刘培伟， ２０１０ ）。从 ２０ 家试点复制到 １７１ 条街道，模式
的一致化（“ ３＋２ ”模式及后面的“ ３＋犡 ”模式）导致问题出现的一致化，
活动也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如从丝网花小组、广场舞大赛再到各种游园
活动等。
试点与属地管理结合在一起，有着不同的风险管理逻辑。我国基
层行政管理体制是“属地管理”，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
的行政管理体制，属地管理强调对属地内的管理对象按标准和要求进
行组织、协调、领导和控制（尹振东， ２０１１ ）。在与社服组织的互动关系
方面，购买方也沿用这种属地管理的逻辑，对于购买服务的地域以及不
同购买主体进行限制。激励打包会引发基层政府对于社服组织“属地
化”的发展思路（黄晓春， ２０１５ ），但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购买中，
更多地是外部的社服组织通过承接项目的方式进入街道场域，政府部
门是购买的主体。地方政府会对社服组织的服务存在观望质疑的态
度，而社会服务也会担心地方政府对其服务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社服组织实际开展服务的独立性。地方政府还需考虑家综作为新的
组织在社区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作为购买方，街道办事处需要掌握服务
的方向，以使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并且培养一种多主体共同解决
街区问题的文化氛围。这种调整促使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更加关注街区
需求，关注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而并非教条主义地照搬作为西
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伦理要求。 犅 街社区服务中心（街道主管家综部
门）在与家综协调的过程中，要求家综增加新的服务内容———为这些外
来人口搭建服务平台，这个内容在原先的合约中是没有的，但家综主任
也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以原先企业的资源支持该服务。除了类似的新
增服务之外，家综广泛参与到街道常规活动、各种创建和交流活动之
中。街道作为购买方，有权力与家综协商调整合约中的服务内容，但大
部分的调整却没有体现在文书中，而是以原先街道行政权力的方式下
达，科层制权力还是作为组织系统中主体控制政策过程的重要手段而
予以行使（黑尧， ２００４ ）。通过服务内容调整，街道办事处促使家庭综合
服务中心的服务更加契合自身的需求，或者契合街区的需求。这是一
种风险调控和控制的逻辑。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社会服务呈现出较
强烈的新管理主义色彩，希望通过严苛的数量计算避免政策失败。通
过服务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和把握，社会服务外包强调效率；通过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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