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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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政府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实现了“包揽包办”，专业社工被边
缘化、游离于政府工作之外，生存空间狭小（王思斌， ２０１４ ）。朱健刚、陈
安娜（ ２０１３ ）通过一个政府购买个案分析，认为复杂的街区权利关系限
制了专业社工深度嵌入社区治理，使得表面光鲜的社会工作在街区权
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社会组织需要
面对不同管理层面的要求，进而导致社会工作“选择性服务”的产生（文
军， ２０１６ ）。
同时，社工的发展带着典型的阶段化特征，反映了从行政社会工作
向专业社工转变。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行政体制的社工已经无法适
应于转型时期的社会需要。社工的发展是在政府部分推动下形成的，
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在政府、工作单位、准政府部门及其委托机构帮助人
们解决各种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并管理社会生活的活动（陆素菊，
２００５ ）。转型时期的社工表现为行政社工和专业社工并存、行政社工向
专业领域的过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民间组织发育不良等特征（熊跃
根， ２００６ ）。杨薇（ ２０１４ ）通过对一线社工的质性研究，认为国家既直接
影响社工专业自主性，也通过职业、组织以及服务使用者来间接影响社
会工作职业自主性。
街头官僚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我国现阶段社工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
性。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由下至上”的过程，在与政府的关系
中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自由裁量权是街头官僚理论的核心概
念，由于街头官僚拥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来自组织权威的相对自
主权，所以他们能够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能基于工作环境对自己的
工作发展出一系列惯例模式，而这些惯例模式再进一步影响到政策或
者服务的实施。西方国家对于作为街头官僚的社会工作者所拥有的自
由裁量权的讨论，也在契合时代背景的条件下，有不同的理解。在街头
官僚理论发展的三个时期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街头官僚
所面对的社会背景会影响社会工作服务，或者说，会影响自由裁量权。
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同，我们的社工发展是在借鉴西方国家社工
实践经验中发展而来，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
景相互碰撞，产生了社工“本土化”的问题。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被回
应更多的是社工专业性的问题，而忽视了面对环境以及环境背景下我
们所能拥有权限之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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