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 2018年第4期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透进入社服组织的场域（黄晓春， ２０１５ ）。国内学者关于政府与社会服
务组织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权力与观念的冲撞、在沟通中争取信
任及委托以及基于互补的合作（周小华、付平， ２００９ ）。诸松燕（ ２００８ ）认
为目前政府与社会服务组织的关系主要有四种：政府主导型、第三部门
主导型、二元模式以及协作模式。但是，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策略
更多是吸纳（朱健刚、陈安娜， ２０１３ ），而非像基层政府的共谋。从体制
内外的区分上来讲，部分学者所呼吁的“嵌入”（王思斌， ２０１１ ；熊跃根，
２００６ ），某种意义上是社服组织进入权力结构或体制的主动方面。
第二，创新社会治理是一种过渡形态。政府对于社服组织是一种
含混性态度。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推动的结果。政府向社会
，
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狌狉犮犺犪狊犲狅犳狊犲狉狏犻犮犲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犻狀 犵 犘犗犛犆 ），是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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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方式，交给
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或者中标者所提供的
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王浦劬、萨拉蒙， ２０１２ ）。但
在中国情境中，这种推动建立在“先观察”的基础之上。在政府购买社
会服务中，政府与社服组织的关系按照理想模式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伙
伴关系（刘承水、胡雅芬， ２０１２ ）。但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政府的态度却
是既支持又质疑。首先，从支持来说，虽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试点推
动了社服组织的发展；但是，又质疑社服组织在社区内的相关服务。萨
拉蒙笔下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境（黄晓星、杨杰，
２０１５ ）。在西方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放权”，另一方面通
过指标、职业考试等标准来限定社会工作所谓的专业服务。街头官僚
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可能会分离政治家与人们之间的联系，因此损害
公共责任和民主（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７ ）。然而，在中国创新社会治理的过渡形
态中，“放权”的基础是权力维持下的问题解决，一方面强调治理主体的
多元化，另一方面又警惕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后的非预期风险。强调治
理创新的前提在于稳定性的控制，政府采用了新管理主义中的工具主
义，加强风险控制。在西方语境下，新管理主义对公共性产生破坏；而
在中国语境下，治理创新却在公共性欠缺的情况下提防着公共性的生
长。中国不同层次的政府态度也不一致，宏观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也
不能较好衔接，体现出不同政府部门治理的多重态度。
第三，社会服务领域的治理体制与经济领域不同。在经济领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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