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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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理情境是强风险约束、强激励。但在社会领域，地方政府的治理情境却
是强风险和弱激励的不相匹配，因此出现“模糊发包”的治理机制（黄晓
春， ２０１５ ）。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之下，社会服务处于从社区建设到
社区多元治理的转型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即社服组织提供社会服务
改变了政府主导社区建设的局面。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之下，我国社会
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而参与社会治理（王思斌， ２０１５ ）。社服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与经济
领域相比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１ ）社会服务难以被切割分解成不同目标，
从而达到发包的目的，故难以通过清晰的指标来界定； ２ ）社会服务绩效
难以衡量，各种各样的指标体系也很难获得较高的效度和信度； ３ ）社会
服务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其对社区的影响需要在长时间中发现。
这就导致不同地方政府对社服组织的评估有着较大的差异，而难以像
经济任务那样以发展指标对待。以上特征构成了过渡治理情境的约束
性条件，即地方政府对于社会服务领域的含混态度：一方面希望社服组
织能够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行政“亮点”；另一方面，
在维稳因素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会对社服组织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和
控制。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促进了社服组织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外溢性，但
同时呈现出促成和约制两种效应（徐盈艳、黄晓星， ２０１５ ）。促成性体
现在社会服务购买投入的巨大资源以及政策自主性方面，约制性则体
现在各种评估制度以及监控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服务组织的
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政策的模糊性、技术主义发展思路的盛行，
以及行政技术性目标时常主导着社会组织的发展逻辑等原因，导致中
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被锁定在较低水平的技术治理层次
（黄晓春， ２０１７ ）。
因此，在社会服务领域，治理情境与之前学界所分析的大相径庭。
社服组织面临的是与体制内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前者可能积极
嵌入，而后者则可能是吸纳或排斥。在最近若干年的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中，各地创新举措频出，政府部门虽希望通过职能转移等激发社会活
力，但同时以观望的心态注视社服组织的发展动态。社工参与社区治
理能够促进社区治理创新，倡导新的治理理念，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形
成可发展的治理结构和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创（王思斌， ２０１４ ），而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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