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响下导致街头官僚出现积极、消极、被迫、不受约束等行为模式； 犈狏犪狀狊
（ ２０１１ ）则认为李普斯基缺乏对于专业性的关注；街头官僚理论特别是
自由裁量权在专业实践中仍然有重要的作用（ 犈犾犾犻狊 ， ２００７ ）。消极运用
主要表现为街头官僚出于减轻自身的工作压力和维护自身的安全等因
素的考虑，会将自己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一些可以按部就班处理以及
能够成功处理且能获得更多关注的服务上，而忽视那些可能不符合某
些服务的要求但却有特殊需求的服务对象。自由裁量权的消极运用主
要是在面对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的一种求得自身生存的应变之道，在街
头官僚理论初创时期，学者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自由裁量权发
，
展而来的惯例模式上（ 犔犻 狆 狊犽 狔１９８０ ）。受到管理主义的影响，社工成为
有限资源的供给者，他们不得不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而更多地发挥消极作用（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７ ； 犎犪狉狉犻狊 ， １９９８ ）。正如 犅狉狅犱犽犻狀
（ ２００８ ）指出，这种新型策略可能对产生出执行官僚富有责任的美好幻
想，但是却忽视了量化指标并不能显示其具体实践的全部内容，甚至有
可能会产生破坏作用———编造数字。在管理主义影响之下，社会工作
的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定，但自由裁量权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不确
定工作的解决以及不必要责任的避免（ 犈狏犪狀狊犪狀犱犎犪狉狉犻狊 ， ２００４ ）。这种
作用不仅能够求得自身生存，也能够在服务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积
极运用则是指在街头官僚在运用过程中，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以
及特殊需求而做出相应的决策与服务，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和服务过
程中超出了组织所规定的精力和要求。街头官僚能够利用自身的自由
裁量权解决在管理向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工作困境问题（ 犇狌狉狅狊犲 ， ２００７ ）。
在过渡治理情境中，中国社服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与
西方专业化背景下不同。西方社工发展的过程中，自由裁量权从无到
有，从有到被限制，主要的文献探讨集中在对积极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如何增强社工专业自主性和专业程度上。文献对于新管理主义的批评
在于其弱化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权，而带来了服务
的困境。但在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发展就有新管理主义的
影子，社服组织的服务受制于不同层级政府的影响。在政府的模糊发
包制度的影响之下，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规避风险的服务来进行政府
购买即“外包”，这就影响到社会服务提供的宏观制度环境。而在内部
制度环境方面，社工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也是影响服务提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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