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包括多个社会的“社会”，它们具有“超社会”属性，但却是多样的，不等
于“世界社会”。
涂尔干辞世后，莫斯对个人之间和不同级序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
关系和关系伦理展开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于 １９２０ 年写下《国族》一
文（原文刊于《社会学年鉴》第三系列 １９５３ 年第 ３ 卷，见莫斯， ２０１０犪 ），
又于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０ 年发表《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原文刊于国际综合科
学基金会中心编、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 １９３０ 年版《文明、语词和思想》，
见莫斯， ２０１０犫 ）一文，在两篇文章中直接切入作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
“中间状态”的文明这一命题。在这两篇文章里，莫斯更为系统地阐发
了他与涂尔干合作的《札记》所陈述的主张，通过对总体人文科学的综
合构思，拓展了社会学年鉴派的视野，为文明的特质、形式和区域分布
之研究做了有具体设想和现实意义的展望。
两次世界大 战 之 间，欧 洲 出 现 众 多 文 明 论 述 （ 犓狌 狆 犲狉 ， １９９９ ： ２３－
４６ ）。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学年鉴派（特别是莫斯）在一战前后提出的看
法长期遭到忽视，却显然有着突出重要性。如卡森迪（ 犅狅狉狀狅犓犪狉狊犲狀狋犻 ）
指出的，“法国涂尔干式科学社会学的基础，并不真的是某一不模糊的
理论的确然建树，它不是被宗教崇拜般地应用着的信仰。涂尔干式社
会学关切是，如何构思出问题意识，如何为一组问题的澄清开拓出一个
概念空间，使之成为综合研究领域，以便社会的客体化能成为一个不断
更新的课题，而不是被确然规定为某种信念”（ 犓犪狉狊犲狀狋犻 ， １９９８ ： ７１ ）。莫
斯对文明的论述是社会学年鉴派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１９９９ ）这一转向进入关系社会学和比较民族学这一“二次转向”的首要
途径。通过“二次转向”，社会学年鉴派逐渐使得与国族藕断丝连的“家
园式社会”获得某种国际主义性格，同时，使之保持着与世界主义之间
的差异。莫斯将文明实体化，在国族与世界之外识别出了一个有深远
历史脉络的新领域，通过界定“超社会”文明现象，他重新界定了人文科
学研究单元的边界，为我们消解国族—世界二元对立观对社会科学研
究的持续影响做出了先驱性贡献。
在 １９１４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西方世界“所宣称的道德进步的真相仿佛
被戳穿了”（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７ ： ５５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莫斯集中关注
了文明现象。随着二战的结束，“西方世界又重新鼓起了勇气”，乱世期
间由刻骨铭心的悲剧生发出来的富有良知的思想很快被淡忘。莫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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