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志为手法对一切社会共同体加以国族式的界定（在这一界定下，再原始
的共同体也会被想象为与国族一般地“主权化”），要么反之，以历史和
比较为方法，将这些共同体视作一体化中的世界之“地方性组成部分”。
作为同时指向国族化（近期往往被定义为“现代化”）和世界化（近
期往往被定义为“全球化”）的一把双刃剑，人类学（特别是西方人类学）
不断在“没有文明（未开化）的民族”中复制着国族意象和世界图式。
一个实例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这门学科内部的一场争论。经过战后
数十年的沉寂，内在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争鸣重新喧嚣起来，两位亦敌
亦友的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 犕犪狉狊犺犪犾犾犛犪犺犾犻狀狊 ）和沃尔夫（ 犈狉犻犮犠狅犾犳 ）站
在“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阵营前，共同发动了一场“思想战争”。
二者共享一种信念，即，近代以来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应作为人类学的核
心论题得到充分讨论，但正是由于有这个共同信念，二者在立场上相互
背离了。萨氏奋力深入“土著宇宙论”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世界，认为其
有力量持续将西方文明纳入己身体系；沃氏受资本主义、年鉴派史学、
世界体系理论等的影响，雄心勃勃，令人类学回归“家园”，将之重新界
定为一种世界史，并以之为方法，考察古代多区域的世界在近代转变为
单一化的“世界性阶级制度”的历程。无论是萨林斯还是沃尔夫，都生
活和工作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超国族”联邦体制下，他们也都致力于
研究超文化、超民族、超社会的过程。然而，前者志在维持文化分立格
局，故而将这些过程形容为“跨文化政治”（萨林斯， ２００９ ），后者志在证
实来自西方的“世界体系”有化多元文化为一体的政治经济力量，故而
将这些过程纳入既已成为历史的“旧世界政治地理”中叙述（沃尔夫，
２００６ ： ３３－８２ ）。
萨林斯—沃尔夫之争爆发于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一百多年之后，必
定因受之前产生过的相关思想（如传播主义、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
之启迪而能触及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第三类现象”（如萨林斯的“跨文化
政治”和沃尔夫的“旧世界的政治地理”这些约等于“文明”的系统）。然
而，与人类学之外其他理论主张的对立一样，争论双方为了使各自观点
更“理论化”而降低了其分别看到的“第三类现象”在其理论系统中本该
有的地位。
此类问题的重复出现与一个事实相关：作为西方的“局内人”，争论
双方都谙熟其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诸传统，也都凭借着他们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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