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 2018年第4期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便可能在国家道德与人类道德的宽阔鸿沟间搭上一座沟通的桥梁。出
于这一信念，涂尔干不断拓展他领导的社会学年鉴派的概念和学科边
界，最终在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诸领域内重新发现了有益于协调“爱
国”与“博爱”的历史文明。
涂尔干的外甥兼学术传人马塞尔·莫斯（ 犕犪狉犮犲犾犕犪狌狊狊 ）则早已通
过广泛接触和融通欧洲东方学（梵文）和民族学的学术积淀，对这类历
史文明的研究做了充分的知识和思想准备。
莫斯比韦伯更早关注到作为文明类型的宗教。 １９ 世纪末期，莫斯
负责《社会学年鉴》中关于宗教社会学的部分， １９０１ 年他成为宗教史教
授，之后更集中地述评了大量相关文献。莫斯述及的文献与韦伯涉及
的一样丰富而丰厚，主题也与之有着大量相通之处（ 犕犪狌狊狊 ， １９７４ ）。不
过，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个重要区别：韦伯（ 犠犲犫犲狉 ， ２０１３ ）将关注点更
集中地放在欧亚大陆及周边的诸文明中心，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埃
及、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的“农业文明”，而莫斯则在关注
欧亚大陆世界宗教之同时，将宗教文明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原始部落。
他还基于古典人类学式的普遍主义重新定义了“文明”，从这个概念入
手，对社会学自身展开了历史和地理的“换位思考”。
韦伯社会学中的文明是由浩繁的宗教史著述堆起来的，在缺乏明确
的概念身份之同时却富有实质内容；与之不同，莫斯的文明，则是在言简
意赅的定义下出现的，它没有厚重的论著支撑，但价值却不可低估。
莫斯和涂尔干 １９１３ 年合作发表的《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原文
刊于《社会学年鉴》 １９１３ 年第 １３ 卷，见涂尔干、莫斯， ２０１０ ），梳理了分
布广泛的“文明现象”。该文对法兰西启蒙社会思想传统中的“人性世
界化”主张（特别是孔德的主张）和自身建立的国族中心的社会学展开
了双重反思，进而展望了一种置身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社会科学（特别
是社会学和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与西方启蒙人性
论的“世界化”保持着距离，又重视认知国族之上的更大社会系统。涂
尔干和莫斯指出，这些系统可以用“文明”来定义，而文明既内在于物质
生活，又形成自身的道德境界，成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国族与国
族在物质和精神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及关系伦理（即作为超社会之
道德生境的文明）。
在涂尔干和莫斯的重新界定下，文明成为一种空间分布范围广阔、

·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