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版的史学论著《文明史纲》（布罗代尔， ２００３ ）及美国区域战略研究家亨
廷顿（ 犛犪犿狌犲犾犘．犎狌狀狋犻狀 犵 狋狅狀 ）部分受布氏启发而于 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国际
政治学论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 １９９８ ），便堪称此
类例外之代表。不过，这两部著作都以“世界”为旨趣，论述文明不过是
为了理解“世界”。前者侧重从诸文明的区域性扩张塑造世界史的总体
形象，而且，并不以文明为普遍存在的、社会与世界之间的实体，认为确
认文明的首要标准是城市；后者侧重从世界秩序重建之可能分析世界
性“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文明根源，其意义上的文明有着接近于国族的
暴力内容，而如亨廷顿本人声明的，其文明论述并不带有社会科学的整
体关怀。
存在经国族观念形态过滤的文明概念，这些为不同国族否定其他
社会共同体的文明成就提供了“理由”；也存在经世界观念形态过滤的
文明概念，这些则为某些以“文明使者”自居的国家“引领”或“覆盖”其
他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贡献了思路和手段。
对文明概念与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关系避而不谈的学科，依
据社会科学与国族、与世界的对分格局（ 犱犻犮犺狅狋狅犿 狔 ），反复制造着它们
的解释和理论主张。在这些解释和理论主张中，文明万变不离其宗，在
复数的情形下，指国族文化，在单数的情形下，指发源地和中心都位于
西方的“世界社会”。与此有别，竭力守护“科学良知”的学科，对国族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深怀戒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对这
些观念及其帮助促成的实体加以严厉批判。不过，这些学科的专家因
带有对文明概念的不光彩历史的深刻记忆，多半一谈文明而色变。但
回避并不是办法，它使作为“虚体”的文明以新的变相重新臣服于国族
与世界这两个“权力集装箱”了。
以人类学为例，就其一般情形而论，一百年前，这门学科尚与社会
学等学科一道，致力于用文明照亮“蒙昧”、“野蛮”、“半文明”在物质文
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上的“黑暗”；在过去一百年来，它转而从不同
角度揭露自身所处文明的“不文明性”。否定己身文明并没有让人类学
家承认其他“文化”为文明；相反，无论是从他者反观自我，还是从自我
进入他者，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对“文明”一词拒之于千里之外。结果是，
人类学家书写的文本，内容和风格变幻无穷，但人类学家赖以区分欧洲
文明与没有文明的“他者”的传统没有得到改变。人类学家要么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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