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传统的选择展开研究和讨论。但是，各自忙着适应社会科学“习惯法”
中的一般游戏规则，他们要么赋予这些传统以可被其他人接受的“注
疏”，要么搁置其中那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而无论他们如何做，结果只
有一个———二者都与其社会科学同代人一样，没有把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在极端国家主义制造的危机下提出的文明论述放在自己的叙述框
架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一战”）前夕，若干不同于自由乐观主
义文明论的图景早已出现。乱世使人们的思想更为深刻。随着战争的
爆发，这些图景的轮廓也更加清晰起来。一代学者通过艰难的努力向
人们指出，得到重新界定的文明，有可能为研究者开辟一个新的知识和
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文科学———在这里，“人文科学”主要指有
别于社会科学分析主义的整体主义“人类学”———可以与国族化、世界
化的“理论”保持距离，获得自身的品格。
从这个角度看，马 克 斯 · 韦 伯 （ 犕犪狓 犠犲犫犲狉 ） ２０ 世 纪 初 设 计 和 实
施、一战后加以拓展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实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成就。一
战后，不少德国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依旧接续传统，以德式文化概念排
斥法式“文明”概念（布罗代尔， ２００３ ： ２５ ），视后者为与价值和理想无关
的实用性技术知识。以“经济的国族主义者”自称的马克斯·韦伯却别
出心裁，将文化与文明加以概念融合，用以考察历史比国族和世界体系
更为久远的宗教文明，包括新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古犹太教等
（韦伯，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犪 ， ２００５犫 ， ２００７犪 ， ２００７犫 ）。为了廓清近代西方的文明
特征，韦伯必须建立“类型”，这些“类型”有其边界，但作为有悠久历史
的“传统”，它们并不与国族疆界重叠。韦伯用“文明”来形容这些宗教，
并深刻指出，这些宗教并不是“民族文化”，作为“世界宗教”，它们的地
理分布范围远远超出“民族”的地理范围；作为“类型”，其内涵虽与“资
本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反差，却可谓是不同的“理性”。
与韦伯 同 时，现 代 社 会 学的 另一 个支 柱爱 弥儿 · 涂尔 干 （ ?犿犻犾犲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开始了其对作为超社会“道德环境”（ 犿狅狉犪犾犿犻犾犻犲狌 ）的研究。
这些研究先是与韦伯一样指向宗教，接着，部分转向国家的社会学界
定。在集权国家（当时的德国）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危及个人及邻国的状
况下，涂尔干努力重建社会的优先地位。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６０ ）相信，社会
若是能“最大限度地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生活”，那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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