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

（二）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的“准体制化”
政府购买服务，又被称为“合同外包”或“竞争性招标”，是指政府将
曾经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向私人部门（包括盈利
和非盈利部门）招标出租，中标的承包商根据与政府签订的服务合同，
提供公共服务并收取报酬。政府的责任是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标准，并监督服务合同的执行。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
（ 犖犲狅犾犻犫犲狉犪犾犻狊犿 ）时代，服务外包盛行于西方各国。
这种服务外包通常被称为“准市场”（ 狌犪狊犻犿犪狉犽犲狋 ）或“内部市场”
狇
（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犿犪狉犽犲狋 ）。 ７ 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被称为“准体制化”，原因在
于，在这种公私合作关系中，作为买方的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看
似独立 的 社 会 组 织 充 当 了 “国 家 的 代 理 者”（ 犉犪犫狉犻犮犪狀狋犪狀犱犉犻狊犺犲狉 ，
２００２ ： ７５ ）或者“准政府部门”的角色。
一方面，在二者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对双方的角色和权利
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执行买方的决定（ 犎犪狉狉犻狊 ， ２００３ ）。
这样一来，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便受到买方的诸多限制；另一方面，服务
外包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作为买方的政府“一家独大”，拥有强大的
购买力，处于垄断地位，而卖方数量众多，为了争夺政府的服务合同，彼
此之间竞争激烈。因为除了政府的服务合同，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非
常有限。富裕群体更加关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事务，非盈利组织无法
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 犃犫狉犪犿狅狏犻狋狕 ， ２０１２ ： ４４ ）。于是，社会组织为了获
得足够的服务合同维持生存，对于买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重。
与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相似，这种“准体制化”的社会工作同样因为
受到政府意志的制约而无法开展社会变革，因为参与社会运动可能导
致集资困难，丧失免税优惠政策（ 犈 狆 狊狋犲犻狀 ， １９７０ ）。所以，一个机构开展
社会行动和社会倡导的可行性，与其所接受的公共资金成反比。一些
机构表示自己无法公开与不良的福利政策作斗争，因为 ８０％ 的预算来

自政府。由于担心丧失这部分资助，机构变得越来越保守（ 犉犪犫狉犻犮犪狀狋
犪狀犱犉犻狊犺犲狉 ， ２００２ ： ８９ ）。通过对社会变革的源头———睦邻组织宿命的分
析，即可反映这一点。

７． 这一说法最初由英国学者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它是指那些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要素（例
如竞争），但又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关系（刘继同， ２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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