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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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问责制密切相关的概念是绩效考核。这一概念通常运用
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意指依照特定的评估标准，对员工的工作业绩进
行考核和评估，然后依据评估的结果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和改进。绩效
考核与问责制密切关联，因为在问责制中，问责的基本依据是绩效，即
根据绩效评估的结果来问责，所以会有“绩效问责制”的说法。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在公共部门中实施了大规模的
绩效考核运动。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运动同样延伸到公共服务机构。
在社会服务合同中，明确要求卖方提交详细的“绩效—产出”数据报告，
涉及服务的投入、产出等详细内容。在 ２０１０ 年的一项调查中， ９０％ 的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同需要提交服务成效的报告（ 犃犫狉犪犿狅狏犻狋狕
犪狀犱犣犲犾狀犻犮犽 ， ２０１５ ）。
以问责制和绩效考核为主的效率提升策略运用于社会工作后，严
重侵蚀了社会变革运动的发展空间。原因在于：第一，在问责制和绩效
考核的压力之下，社会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推动社会变革；
第二，问责制导致社会工作自由裁量权的丧失，而社会变革通常需要采
取灵活的介入方法，如集体动员、社会倡导等。但在成本考量驱动的管
理主义的影响下，集体性的工作方法（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犪 狆狆 狉狅犪犮犺犲狊 ），如社区工
作、小组工作等，被严重破坏了（ 犉犲狉 犵 狌狊狅狀 ， ２００９ ： ９４ ）。
首先，问责制和绩效考核带来了繁重的行政文书工作，占用了社会
工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满足问责制的要求，以及证明服务合
同中委托方（政府）要求的服务的成效，社会工作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
用于填写表 格、撰 写 报 告 等 工 作，致 使 其 缺 乏 足 够 时 间 来 服 务 案 主
（ 犎犪狉狉犻狊犪狀犱犕犮犇狅狀犪犾犱 ， ２０００ ）。例如，在美国，一个经费 １７０ 万和服务
１９０ 个 儿 童 的 项 目，一 年 需 要 提 交 ５００ 个 财 务 报 告 （ 犉犪犫狉犻犮犪狀狋犪狀犱
犉犻狊犺犲狉 ， ２００２ ： ８２ ）。虽然社会工作者反对这种做法，但为了保住工作，
也不得不尽力完成繁杂 的 文 字工 作（ 犃犫狉犪犿狅狏犻狋狕犪狀犱犣犲犾狀犻犮犽 ， ２０１５ ）。
如此一来，真正用于服务案主的时间将会大幅缩减。
显然，在效率观念的重压之下，社会行动的生存空间会遭到严重挤
压。因为推动结构变革需要较长的周期，无法一蹴而就。社会工作者
必须花大量时间与案主深度接触，而后才能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案主的
困境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例如，作为社会变革源头的“睦邻友好运
动”，它的理念是：志愿者必须住进底层群体所在的社区，与他们“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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