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6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

同住”（张英阵、郑怡世， ２０１２ ）。然而，管理主义导致社会工作者受困于
繁琐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与案主相处的时间短暂，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
生存境况，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问责制导致社会工作自由裁量权减少甚至消失。在管理主
义盛行之前，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独
立自主的分析案主的困境，然后灵活地选择介入方案。但是，在管理主

义和结果导向的合同之下，工作者只有有限的选择权（ 犃犫狉犪犿狅狏犻狋狕犪狀犱
犣犲犾狀犻犮犽 ， ２０１５ ）。
同时，计算机信息科技系统的广泛运用进一步剥夺了社会工作者
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其目的在于监督、评估工作者和服务机构的业绩
（ 犅狌狉狋狅狀犪狀犱犅狉狅犲犽 ， ２００９ ）。社会服务的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导致社会
工作者运用标准化的格式对案主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其服务的内
容也被提前限定（ 犎犪狉狉犻狊 ， ２００３ ）。专业服务于是变得标准化和同质化，
如同“生产流水线”一般，运用统一、标准化的服务模式来应对不同案主
的需求（ 犉犪犫狉犻犮犪狀狋犪狀犱犉犻狊犺犲狉 ， ２００２ ： ８３ ）。
专业自主性的丧失会直接阻碍社会变革的开展。因为社会行动无
法标准化和模式化，它需要根据服务情境因时、因地制宜，依据现实情
况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但效率至上的管理策略扼杀了专业的自主
性，导 致 那 些 灵 活 的、对 抗 性 的 集 体 行 动 方 法 被 排 斥 （ 犉犪犫狉犻犮犪狀狋犪狀犱
犉犻狊犺犲狉 ， ２００２ ： ８４ ）。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为例，在管理主义的影响下，
集体行动要么被边缘化，要么直接被扼杀（ 犠犺犻狋犲 ， ２００６ ： １１７ ）。

五、个人主义的型塑：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文化根源

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
观、语言和知识，还包括物质对象（波普诺， ２００８ ： ６２ ）。在文化的诸多外
延中，价值观是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它涉及对人类自身和外在事物的好
坏、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有显著
影响。所以，帕森斯（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５１ ）在其“结构—功能主义”中，强调共
享价值观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先决条件。在社会工作领域，价值观
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那么，作为美国的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个人
主义 便 是 社 会 工 作 走 向 “去 社 会 变 革 化 ”的 文 化 根 源 （ 犉犻 犵 狌犲犻狉犪
犕犮犇狅狀狅狌 犵 犺 ， ２００７ ； 犖犻犮犺狅犾狊犪狀犱犆狅狅 狆 犲狉 ， ２０１１ ； 犓犪犿 ， ２０１４ ）。通过下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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