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案例一：一位名叫道森（ 犛犻犱狅狀犻犪犇犪狑狊狅狀 ）的社会工作者，她是
纽约民政救济局的一名督导助理。当时，道森的很多案主在拥
挤、昏暗、通风条件差的环境下工作，导致很多人疲惫不堪、歇斯
底里。有一天，许多案主向管理当局表达不满，警方进行了不合
适的干预。于是道森召开了一次公共会议，鼓励案主们在政府办
公室门前抗议，她本人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其后果是，道森因“不
服从、不忠”等理由遭到解雇。虽然此事经过美国社会工作协会
和其他专业协会的斡旋，最后没能得逞，但这是社会工作倡导首
次直接遭到政府部门的挑战。（施耐德， ２０１０ ： ３７ ）
案例二： １９３５ 年，两位社会工作者因参与组织劳工抗议，
分别遭到密歇根州一个县的委员会降职和解雇。为此，该州
公民权利保护委员会向州救济署提出质询：个案工作者和联
邦雇员是否有权利倡导案主组织起来，以及是否有权参加案
主的组织？得到的答复是：作为救济委员会的雇员，个案工作
者倡导或参与案主组织，与其工作责任十分不符。社会工作
者如果接受了救济委员会的职位，那么就应该执行该部门的
政策法规。（施耐德， ２０１０ ： ３７－３８ ）
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社会变革会直接受到政府的阻挠。在
极端保守主义时期，高压的政治氛围会压制一切社会行动，美国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的两次“红色恐惧”（ 狉犲犱狊犮犪狉犲 ） ６ 即是例证。原因
在于，这种集体运动很容易使统治者联想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显
然与其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个人主
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立自强，产生的负面后果是
“责怪受害者”（ 犫犾犪犿犲狋犺犲狏犻犮狋犻犿 ）（ 犚 狔 犪狀 ， １９７１ ： ３－１１ ），将贫困、失业等
问题归咎于受害者本人，而非不良的社会结构。政府便是这种意识形
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渗透在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当社会工
作者进入体制后，便难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被当作强化个人负
责的主流观念的机器，通过所谓的心理治疗，将强调自立自强的个人主
义精神灌输给案主（尚邦等， ２０１６ ： ２８ ）。

６． 它是指当政者将激进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担心其颠覆国家政权，继而动用国家机
器进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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