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大流派的理论几乎全被社会工作所吸收，包括精神分析学及其后续的
心理动力学、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行为主义，以及作为心理学“第四势
力”的超个人心理学。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６０ 年代，社会工作理论以精神分
析及心理动力学（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自体心理学）为主导；
６０ 年代，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等被相继引入，产生了行为矫
正、认知治疗、人本治疗等相应的治疗模式； ９０ 年代，超个人心理学进

入社会工作，并发展出了“灵性治疗”（ 狊 狆 犻狉犻狋狌犪犾犻狋 狔 狋犺犲狉犪 狆狔 ）模式。
通过梳理专业化的历史脉络，我们发现，专业化运动高涨的阶段，
如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庄秀美， ２００４ ： ２２５ ）、 ３０ 年代中后期至 ６０ 年代
（ 犈犺狉犲狀狉犲犻犮犺 ， １９８５ ： ５２ ）和 ７０ 年代末以来（ 犚犲犻狊犮犺犪狀犱犃狀犱狉犲狑狊 ， ２００１ ：
１５７ ），恰好是个人治疗占主导，即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

三、意识形态的束缚：社会工作的体制化

体制化是指社会工作从体制外（社会）进入体制内（国家）的过程。
在早期，社会工作主要由社会力量主导运作，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慈善组
织会社和睦邻友好运动都是民间志愿组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
国家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服务，其经费主要来
自私人捐款、教会资助等。以亚当斯创办的“霍尔馆”（ 犎狌犾犾犎狅狌狊犲 ）为
例，其运营费用来自亚当斯的私人财产 ２ 及其朋友的资助。
但是，民间组织的资源和力量毕竟有限，无力应对规模庞大的社会
服务群体。于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步成为提供社会工作服
务的主导部门，大量社会工作者进入体制。社会工作的体制化进程在
其产生不久就已出现。以英国为例，慈善活动在 １９ 世纪晚期到 ２０ 世
纪早期就逐渐被纳入正规的国家机构（尚邦等， ２０１６ ： １２４ ）。美国比英
国稍晚一些，大约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大量社
会工作者受雇于政府部门， ３ 社会工作开始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
（徐永祥， ２００５ ）。这种体制化在“二战”后的福利国家达到顶峰，并在

２． 亚当斯家境富裕，父亲离世后，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拥有的财产总数相当于今日的数十
亿美元，霍尔馆运营费用的一部分便来自自己的资产（庄秀美， ２００４ ： ２３９ ）。
３． 参见： 犕犪狉狓 ， 犑犲狉狉 狔犇．２０１１．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犪犾犘狅犾犻犮 狔 犻狀狋犺犲犌狉犲犪狋犇犲 狆 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犠狅狉犾犱
犠犪狉犐犐． （ 犺狋狋 狆 ： ∥ 狊狅犮犻犪犾狑犲犾犳犪狉犲．犾犻犫狉犪狉 狔 ．狏犮狌．犲犱狌 ／ 犲狉犪狊 ／ 犵 狉犲犪狋犱犲 狆 狉犲狊狊犻狅狀 ／ 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狊狅犮犻犪犾 狆 狅犾犻犮 狔 
犻狀狋犺犲 犵 狉犲犪狋犱犲 狆 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狑狑犻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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