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社会》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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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群体所接纳，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经济回报（布迪厄，
２００４ ）。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过程的多维性更加明显，不同层次
的高校在这一方面会有些差异。学生不仅要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识，更
是会特别重视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能力，试图积累人力资本、文化资
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多种资本，同时强化认知能力和情商等非认
知能力（许多多， ２０１７ ）。文化知识方面与早前应试阶段的标准保持了
较好的一致性，经过多轮筛选后，可能已与家庭背景关系不大，而其他
维度（具体如文艺素养、娱乐技能、口语能力、行业知识、社会资本等）在
大学之前不太被重视，但在大学很重要且受家庭背景影响较大。
总之，基础教育的应试性与高等教育的多维性组合在一起，为家庭
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持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在无法彻底改变高考
招生制度的情况下，优势阶层可以让子女获得较好的学业成绩争取高
校入 场 券 的 同 时，通 过 投 资 于 素 质 教 育 或 “影 子 教 育 ”（ 狊犺犪犱狅狑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帮助子女积累额外的知识技能、文化素养，以备大学阶段的
竞争和长期发展之需（吴愈晓等， ２０１７ ； 犎狌犪狀犱犠狌．２０１７ ）。弱势阶层
的子女确实可以靠高强度应试教育获得好高校的入场券，但在额外素
养的投资和积累方面更难。进入大学后，那些曾经不被重视的特征可
能立马成为学生分化的依据，并影响后续机会的获得。弱势阶层的子
女可能因为缺乏相对优势和“后劲”而在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求职、职
业发展等方面面临困难（林易， ２０１０ ）。自主招生改革正逐步改变高考
招生制度，推动初高中教育标准与高等教育标准统一，部分精英高校招
生已处于双轨状态，为优势阶层采取上述竞争策略提供了方便（ 犔犻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
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随着社会分化的扩大，不同阶层子女获得
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发生了分化，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进入精英大学
的机会变得更大（吴晓刚， ２０１６ ），但中下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相对机
会没有增加且更多地集中到了普通大学（李春玲， ２０１４ ），不同层次的学
校教育过程和结果存在差异。还应该看到，即便进入同一所大学，学生
在早期教育经历、家庭背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
会扩大（吴立云、马建青， ２０１１ ）。这些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大学期间不同
维度的分化和后续阶段的机会分配。这也是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不仅注
重学习成绩，还更注重全面综合表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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