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公平性的影响大受关注 （吴晓刚， ２００９ ；李春玲， ２０１０ ），结果表明，阶
层不平等程 度 更 严 重 了 （郝 大 海， ２００７ ；李 春 玲，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 犔犻狌 ， 犲狋
犪犾． ， ２０１４ ；吴晓刚、李忠路， ２０１７ ）。与此同时，大量试图通过对比教育
水平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和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的作用的变化来
评估市场化转型影响的研究表明，转型后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更高了（边
燕杰等， ２００２ ；李路路等， ２００８ ）。这两种结论综合起来，意味着中国高
等教育在改革后可能成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器，优势阶层借由高等教
育获得更大的地位优势。
这是高等教育过程本身造成的，还是高等教育所嵌于其间的整个
教育筛选分流体制造成的？说得更明确一点，抛开大学入学前的高等
教育机会获得和毕业阶段的就业过程，高等教育过程本身到底是社会
不平等的“扩大器”还是“均衡器”？答案关系到为缓解阶层固化是否需
要改造高等教育本身，还是只需改变高等教育机会的配置即可。当前
对高等教育过程的研究仍相对缺乏 （吴晓刚， ２０１６ ），相关答案可以从
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过程的影响来寻找。如果经过筛选进入高校的大
学生在大学过程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就至少说明高等教育过
程尚未完全弊除阶层的影响。

二、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影响

关于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影响，功能主义的“选择论”倾
向于认为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其中的“绩效选择论”认为，现代社会
的地位获得主要凭借个人能力和绩效，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作用）会
逐渐消失（ 犅狉犲犲狀犪狀犱犌狅犾犱狋犺狅狉 狆 犲 ， １９９７ ），高等教育选拔和培养人才的
标准是学 业 成 就 而 非 家 庭 背 景，家 庭 背 景 的 作 用 较 弱 （ 犕犪狉犲 ， １９８０ ；
，
犜狉犲犻犿犪狀犪狀犱犢犻 狆１９８９ ）。“社会选择论”不赞同绩效是唯一的选择标
准，但认为经过多轮淘汰后，最终进入大学的学生，无论来自哪个阶层，
在学业成绩、个人抱负、综合能力等方面都会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犅犲犾犾 ，
１９７２ ； 犅狅狌犱狅狀 ， １９７４ ）。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作用也会更
，
弱（ 犛狋狅犾狕犲狀犫犲狉 犵１９９４ ；李忠路， ２０１６ ）。国内也有部分研究表明，随着不
同教育阶段的逐步分流和筛选，家庭背景在更高教育阶段的影响更小
（吴愈晓， ２０１３ ）；家庭背景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影响不大或没有直接
影响（岳昌君、丁小浩， ２００４ ；李春玲， ２０１２ ；王卫东， 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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