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类型，以安全配置为工具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力运
作（福柯， ２０１０ ： ４５－６４ ， ２０１６犪 ， ２０１６犫 ： ２５１－３０５ ）。在中国，遍布城 镇
化、社区建设、生 态 城 市 建 设、宗 教、性 健 康 等 一 系 列 领 域 的 治 理 术
（ 犑犲犳犳狉犲 狔 狊 ， ２００９ ），其 背 后 的逻 辑是：一，现 代国 家能力 建 设———“大 跃
进”、大精简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意味着人口管理的整体性方案、程
式和技术逐渐完善（郑鹏， ２０１４ ）；二，经济发展主义———经济发展驱动
中小学“撤点并校”，理性调节和配置人们迁移、定居、工作和生活的方
方面面（叶敬忠， ２０１７ ）；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
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土地信息系统，并越来越依靠这些可视化的
技术知识对地方政府进行监控”（杜月， ２０１７ ）。此外，政治也渗透到技
术设计的过程之中：一个天桥的高度限制着通行车辆，背后隐藏着巨大
的阶级歧视和社会区隔；巴黎大道的宽阔设计是为了防止类似法国大革
命的巷战发生；一种新型收割机的应用是为了解散工会（ 犠犻狀狀犲狉 ， １９８０ ）。
总之，在技术的化简作用下，人与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物化”，丧失
了“神秘性”，变得可以操纵和驾驭（马尔库塞， ２０１４ ： １３９－１４３ ）。
第三个质问是，化简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自己制造出复杂性。
在中国，官僚制运行的逻辑是对上忠顺，而非韦伯的标准定义———因专
业技术知识而具备独立性，以对抗来自君主／政治统治集团和平民的双
重压力（韦伯， ２０１０ ： ３２７－３２８ 、 ３３０－３３２ ）。在中国，政治回应的特有形态
是，民众需求只有传达到上级才会被重视，只有上级重视才能被下级回
应（文宏、黄之!， ２０１６ ）。因此，中国技术治理的化简原则往往要相对独
立于现有体制才能进行，如以项目、小组、办公室的形式。《叫魂》一书描
述了清代中叶弘历皇帝意识到叫魂的“严重性”后，立即抛开常规程序，
减少信息传递层级，与官员直接通信（孔飞力， ２０１４ ： １６１－１６３ ）。朱批奏
折这一“机要渠道”是皇帝的一种“制度创新”，它甩开了由“常规渠道和
机要渠道组成的文案报告制度”等官僚常规程序对信息的层层过滤和加
工，以获取真实、可控的社会信息。信访制度的登记、转办、检查、催办、
存档等技术环节（冯仕政， ２０１２ ），项目制的“立项、申报、审核、监管、考核、
验收、评估和奖罚等一系列理性程序”（渠敬东， ２０１２ ；周飞舟， ２０１２ ），精准
扶贫的驻村干部制度和贫困档案、帮扶记录簿（王雨磊， ２０１６ ；李棉管，
２０１７ ）等治理实践，都是抛开现有条块关系，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周飞舟，
２０１２ ）完成的。然而，技术治理的化简程序在实际操作中把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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