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定，事物得以显露意义（亚里士多德， １９５９ ： １０６－１０７ 、 １７６ 、 １８２ ）。因此，
技术让事物显露的过程就是复杂性化简。 ２
在治理成为国家对社会的专属名词后，技术治理则可被视为国家
对社会的复杂性化简。命名术、分类学等语言和概念技术把复杂、模糊
的社会情境简化成犯罪、贫富差距、瘟疫、外敌入侵等一个个不断涌现
出来亟待国家解决的议题。治安、税收、公共卫生、国防、法律体系等制
度技术把人的可能性简化，制造出守法者／违法者、纳税人／逃税者、感
染者 ／健康者、士兵／平民等身份。计数法、会计制度、统计学、几何学等
定量技术把社会和人简化成户籍、人口、土地面积、税银等数据。因此，
技术治理化简社会复杂性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社会情境—议题—
数字。在技术治理的作用下，从社会情境 ３ 到议题再到数字，社会和人
的可能性维度一步步被化简，信息量一步步被压缩，直至成为一个数
字，即某个维度上敞开的定量标尺上的一点。

２． “潜在”“实在”“复杂性化简”等命题构成众多思想家的思考基础。胡塞尔认为，对象正是
在实显性和潜在性中作为意义统一而构造其自身，“对实显目光朝向的可能性被包含在这种
情境和其潜在性的本质之中”（胡塞尔， ２０１５ ： ３１６ ）；齐美尔认为，“我们的行动是一座桥，它使
目的的内容从心理形式到现实的形式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 犛犻犿犿犲犾 ， ２００４ ： ２０６ ）；卢曼指出，
权力如同爱、货币和真理的交往媒介，是权力持有者强制的化简方式（化简为合法／不合法的
二值逻辑），给予行动者共同期望，从而克服帕森斯所言的双重偶然性（卢曼， ２００５ ： ４－２０ ）；福
柯指出，博物学、语言学是利用不断发展的分类学、线性数学、动态分析等技术对动植物分门
别类、为语言／言语建立结构／动态关系，即以人为中心对世界化简、为世界建立范畴（福柯，
２０１６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两条轴，即意义之轴和主体化之轴。意义的展
开必须借助一面白色的墙壁，它得以在其上书写它的符号及其冗余。主体化的进行则必须借
助一个黑洞，它将其意识、激情及其冗余都安置于其中。二者构成一张面孔：白墙—黑洞的系
统”（德勒兹、加塔利， ２０１０ ： ２３１ ）。最新的例证还有复杂系统的概念涌现、分形等概念。
３． 情境蕴含的要素几乎具备了构成“人—结构—行动”的所有部件：情境有人经历、人在情境
中的行动折射出社会结构、结构化的情境呈现人们的存在并分配其得失。如韦伯举的骑自行
车相撞的例子，“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完全可以比作一个自然事件。但是，如果他们试图
避免碰撞，或在相撞之后谩骂、殴打或友好协商，这就是社会行动”（韦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 ）。社会科
学中讨论情境的有传播学的框架分析和社会心理学的情境心理分析等视角，前者肇自戈夫曼
的经典著作《框架分析》，重在分析构成社会情境的各个要件，它们（多被媒体建构）的不同组
合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框架（潘忠党， ２００６ ）；后者沿着心理学路径将情境分解为影响人们决策
的环境因素（ 犃狉 犵狔 犾犲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１ ： ３５－５７ ）。在记录与哈贝马斯论争的《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
术学？》中，卢曼于《复杂性民主》一文中提出自己独特的情境政治观念———“政治必须在一个
具体的情境下为自己创造合法性，从形成共识的机遇和追求的结果来看，这个情境是开放的，
结构也处于不确定 状 态 …… 政 治 系 统 通 过 结 构 选 择 来 确 定 自 己 的 身 份”（ 犔狌犺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１ ：
３１７ ，转引自哈贝马斯， ２００９ ： １４３－１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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