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社会》2018年第3期

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

性，选择以系统的数学 知 识 特 别是统 计学 原理 作为方 法论的 民意 调
查领域，去追问技术治理的逻辑及其命运。将其转化成经验问题，即
通过揭开民意生产过 程 的暗 箱，探究 由基 层政府 实施 的民意 调 查为
何普遍公信力不高，甚至被质疑造假，它能反映真实的民意吗？如果
不能，原因何在？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当数目字管理进入基层
数目字管理（ 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犾犿犪狀犪 犵 犲犿犲狀狋 ）作为一个韦伯式命题被
黄仁宇 认 定 为 解 决 中 国 治 理 困 境 的 答 案。 “可 计 算 的 法 治 系 统”
（ 犮犪犾犮狌犾犪犫犾犲犾犲 犵 犪犾狊 狔 狊狋犲犿 ）与“基于规则的行政管理”（ 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犻狀
狋犲狉犿狊狅犳犳狅狉犿犪犾狉狌犾犲狊 ）是 国 家 社 会 关 系 理 性 化 进 程 的 标 志 （ 犠犲犫犲狉 ，
２００１ ： 狓狓狓狏犻犻犻 ）。传统中国的帝制治理主要依赖于文士对儒家经典熟练
掌握后形成的以伦理、哲思为基础的行政艺术，而铸币、度量衡、税收汲
取、土地登记、军事管理、户籍等计量技术则较为落后或难以推行，使得
国家行政管理和司法呈现粗线条和软无力的状态（韦伯， １９９５ ： ４７－５９ 、
８４－８７ 、 １１２ 、 １１７－１４２ ）。黄仁宇（ １９９７犪 ： ５５ ）据此判断，“近代西方可以
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下面这段
话，可以用来诠释此判断：
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
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
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
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
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黄仁宇， １９９７犫 ： ２５ ）

（接上页）计学的支撑下，民调有固定格式和标准可以（且必须）遵守，是为其严谨性。成熟
度则表现在民调的各个程序之间可相互提供技术支撑，由此衔接 在 一 起，如 问 卷 的 信 度 和
效度体现在问卷设计时议题的选择上，但能够在数据采集后再次提供检验。其他治理技术
如网格化治理、精准扶贫等，政府对程式和标准的设计有较大 的 自 由 度。二 是 程 序 的 独 立
性。问卷设计、抽样、问卷填答、数据加工等阶段都可在名义上独 立 于 政 府 之 外，变 成 一 个
纯技术的过程，甚至外 包 给 第 三 方。 其 他 治 理 实 践 如 流 动 人 口 管 理、社 会 综 治 等 则 难 以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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