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自从渠敬东等（ ２００９ ）判断“国家—社会”关系朝着技术治理转型，使得
社会科学将目光瞄准技术治理后，我们到处可见其踪迹。它为精细化
治理、网格化治理、大数据治理等理念提供了方法论自信；它是深埋在
项目制（渠敬东， ２０１２ ）、运动式治理（周雪光， ２０１２ ）和行政发包制（周黎
安， ２０１４ ）等理 论 观 察 中 的 草 蛇灰 线；它因 奔走 在电子 政 务（黄 晓 春，
２０１０ ）、精准扶贫（王雨磊， ２０１６ ；李棉管， ２０１７ ）、土地资源管理（杜月，
２０１７ ）、流动人口管控（韩志明， ２０１７ ）等治理实践中而被研究者捕捉。
那么，技术治理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一类现象，一种趋势，抑或只是
一个时髦的术语？对这些问题的追寻，又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法兰克
福学派、政治保守主义甚至技治主义（ 狋犲犮犺狀狅犮狉犪犮 狔 ，又称专家治国）纠缠
在一起，使技术治理的面目更加模糊。
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的困境又不断地召唤新的、更好的技术。以
基层治理为例，个人偏 好 如 何 反映到 公共 偏好 之中是 治理困 境 的症
结之一。居民二元分化（闵学勤， ２００９ ）、中产阶级参与社区事务的兴
趣缺乏（熊 易 寒， ２０１２ ）、社 区 抗 争 愈 演 愈 烈 （黄 晓 星， ２０１２ ；黄 冬 娅，
２０１３ ）、居委会弄虚作假（杨爱平、余雁鸿， ２０１２ ）等治理难题都传达了
一个根本问 题———民 意 难 以 正 确、及 时 地 表 达，且 难 以 得 到 有 效 回
应。技术治理的使命正是通过识别和处理源源不断的问题进而把社
会清晰地呈现在 国 家 面 前。那 么，它能 够完成 其使命吗？人 们似乎
都在 批 判 技 术 治 理 对 社 会 的 裁 剪、对 个 体 施 加 的 权 力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８８ ： ４０３－４１７ ），揭示其想要“将体制和结构层次的问题化约为行政
技术 的 问 题”却 又 深 陷 在 现 有 治 理 框 架 中 的 困 境 （黄 晓 春、嵇 欣，
２０１６ ），并预测它的失败（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８ ）。事实上，无论哪种理论资源都
无法解决下列问题：是技术逃不出被扭曲的命运，还是它本身不够严
谨？是技术必定失败，还是其发展程度不够？为此，本文取材极端案
例（ 犲狓狋狉犲犿犲犮犪狊犲 ）， １ 试 图 保 证 技 术 的 严 谨 性、成 熟 度 和 程 序 的 独 立

１． 技术治理的素材广泛分布在日新月异的治理实践中，形态各异，我们无法对此进行有效抽样
或掌握大量样本。取材极端案例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关键案例法（ 犮狉狌犮犻犪犾犮犪狊犲狊狋狌犱 狔 ），其介绍可见
相关研究（ 犌犲狉狉犻狀 犵 ， ２００７ ）。它的基本原理来自贝叶斯条件，即设置极端条件，如“假设在最可能
发生某事（ 犿狅狊狋犾犻犽犲犾 狔 犮犪狊犲 ）的情况下却无法发生，则理论命题被证伪”。原命题为“技术治理的
目的是把社会清晰地呈现到国家面前”。那么，保证技术的严谨性（技术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如
果这都不能清晰成像，则论文命题可大概率被证伪。本文以基层政府的民意调查作为极端案
例，其技术特点与其他技术治理实践有所区别。一是方法论的严谨性和成熟度。在统（转下页）

· ４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