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5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这是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等同于整体社会的原因，也不难看出，奥古
斯丁所言的友爱本身就具有一种延伸性，与大公教会的普世性相应。
对奥古斯丁的精神性社会来说，人伦关系给个体带来的世俗规定性
已不再重要，因为“任何人都不是父亲、儿子、亲属或此类的人，他们都只
是人”（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１８４４－１８６６ ［ ３４犫 ］： ４６．８９ ）；“从夫妻到孩子，从孩子到亲
属，从亲属到外人，从外人到仇敌”（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１８４４－１８６６ ［ ３９ ］： ３８５．２ ），

性质都是一样的，即“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邻人”（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１８４４－１８６６
［ ４０犮 ］： ３ ）。在奥古斯丁看来，古典传统的家庭关系，哪怕亲如夫妻或者父
母子女，都属于人兽所共有的肉身性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奥古斯丁
否定了古典家庭赖以维持的夫权、父权和主人权，将之贬低为仅仅具有
相对意义的自然权威， １０ 然后用平等和友爱解构了古典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在团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古典家庭中基于血缘关系、生育关系和所有关系的家主权被“去自然”而
丧失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兼具宗教色彩和理性精神的抽象关系，为
后来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经济关系”奠定了形式基础。当
然，“家庭”这个概念并没有从奥古斯丁的理论中消失，然而这种情况与
前文提到的他对“城（ 犮犻狏犻狋犪狊 ）”的沿袭式借用是一样的。确切地讲，奥古
斯丁倾向于借用家庭关系的意向和模式来理解友爱的关系，以更好地表
达友爱所蕴含的人人平等、却又如家庭成员一般亲密的关系（ 犕犲犖犪犿犪狉犪 ，
１９６４ ： ２０９ ）。由此可见，在基督教传统之外，古典传统对奥古斯丁的影响
是非常深的：他的作品既表现出他对古典思想的熟悉，也显露出古典思
想对其理论的渗透。然而我们只能说，奥古斯丁的新型社会观仅仅在字
面的层次上流露出些许古典传统的印记。
“友爱的团契”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精神性社会在本质性和总体
性上的构想，我们还需要深入内部，来探究它的内部结构，尤其是要回
到团契的起点，探究互为陌生人的个体如何从无到有地构建起团契，也
就是要探究这个精神性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说，家庭
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单元，然而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奥古斯丁的构想相比
古典传统发生了本质上的深刻变化。

１０． 即情感上的反感、道德上的否定、现实生活中的必要（参见夏洞奇， ２００７ ： ６６－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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