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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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行典型的多层级政治锦标赛，委托人和众多代理人之间是上下级
关系；而西方国家是前者，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家均由民选产生，相互独
立。第二，“小国”政府首脑的政治命运与“小国”经济绩效表现之间关联
的密切程度。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直接与辖区经济发展绩效挂钩，
上级政府作为单一的考核方根据相对绩效评估决定竞争的胜负；而在西
方国家，给定选民的多样性偏好和选举过程的复杂性，政治家的执政政
策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复杂而模糊的，通常的关联渠道是
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收感兴趣，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围绕着税收
竞争而展开。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官员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晋升竞争涵
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如辖区 犌犇犘 、财政收入、产业升级等），也更为激烈，
甚至会引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与放大效应（如前述的
“层层加码”现象）。第三，“小国政府”对“小国经济”的干预能力及政策实
施空间。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是有限政府，其所能采用的经济政策和竞
争手段非常有限，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全能型的强势政府，如何为强势
政府提供正确合适的激励极为关键。
本文强调了中国“官场 ＋ 市场”模式与其他类似的“小国经济”竞争
模型的重要区别，但“官场 ＋ 市场”理论所蕴含的核心分析要素———内
部政府激励（利益兼容）、外部市场约束及信息反馈机制决定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和政企关系的良性程度———却具有普遍的推广意义。至于每
个国家如何实现三者的结合则取决于其自身的政治传统、历史文化、国
民偏好、经济发展阶段等相关因素。例如，如何给予政治家（官员）发展
经济的适当激励，是通过选举和国民偏好促使政治家（官员）对经济发
展充满兴趣，还是如中国以政治锦标赛的方式实现这一点，显然不同国
家有不同的选择和路径。但在任何意义上，国家（或地区）领导人的政
治命运与本国（或地区）经济绩效的关联度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开
放程度都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前者与国民偏好、国家文化、政治传统及
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关联。我们不认为“官场 ＋ 市场”模式可以完全被
其他国家复制，但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启示是具有一般意义的。 ２３ 政府
２３．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 犃犮犲犿狅 犵 犾狌犪狀犱犚狅犫犻狀狊狅狀 ， ２０１２ ）讨论的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和政治制
度的包容性只是保证政治家激励与市场激励兼容、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种特殊方式，远不
具有唯一性。一些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国家和地区（如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阶段的韩国、新
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就不满足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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