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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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林毅夫认为政府就是伯乐，可以成功找到其所需的千里马。张维迎的
观点则强调，最重要的是让马自由奔跑，牧马人（政府）在提供一些基本
服务之后就可以“袖手旁观”。
林毅夫的观点依赖于三个关键假设：第一，政府是伯乐；第二，千里
马存在且可识别；第三，伯乐会认真甄别且最终找到千里马。张维迎对
林毅夫的质疑是，谁能保证政府就是伯乐呢？政府成为伯乐，从形形色
色的马群里识别千里马所需的天赋、技能和勤勉精神从何而来？千里
马一定存在吗？这些问题确实是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最大的软
肋。在笔者看来，张维迎类似于“让马自由奔跑”的观点在现实中同样
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为了让马跑得更快，牧马人可以发挥许多积极
作用；其次（也是更关键的问题），没有合适的激励，牧马人不一定会“安
分守己”，恪守“牧马人”的职责，可能“偷工减料”，甚至杀马自肥。
在上述情境下，本文的“官场 ＋ 市场”理论强调的是“赛马机制”，其
中牧马人与赛马共同参与比赛、利益捆绑，马跑得快，牧马人也会得到
奖赏。只要有公平的赛马机制，牧马人会尽其所能寻找千里马，至少是
好马，以增大比赛获胜的概率；而比赛本身也一定会决出跑在（最）前面
的骏马。在赛马机制里，我们无需假设牧马人是伯乐或千里马一定存
在，也不用担心牧马人扮演“掠夺之手”，更不需要伯乐勤勉尽职之类的
苛刻假设。事实上，只要赛马机制中的激励足够有效，它会鼓励牧马人
通过学习摸索尽可能成为伯乐，积极主动寻找千里马，尽心尽责为赛马
提供各项服务。
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围绕着产业政策存废而展
开。本文在前面的讨论表明，中国“官场 ＋ 市场”的发展模式其实已经
包含了两位教授强调的关键元素：地方官员如同林毅夫所倡导的“有为
政府”那样，积极选择适合本地区要素禀赋的产业政策，投入基础设施，
促进产业集聚，克服协调失败；与此同时，辖区的政企合作和产业选择
也有张维迎所主张的市场试错、学习和创造性毁灭。最重要的是，中国
“官场 ＋ 市场”的发展模式还提供了林张之争未涉及的关键因素：政企
合作所需的政治激励（利益兼容）、外部市场约束、信息反馈机制。在这
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开创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产业政策的丰
富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林张之争，既融合了两者所强调的因素，又超出
两者的理论想象，给出了更为现实、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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