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程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反馈，引导地方官员和辖区企业共同学习试错，
逐渐摸索出适合地区要素禀赋、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在这个不断
试错演化的过程中获得适当激励的地方官员会尽其所能发挥政府的“比
较优势”，不断调整其职能角色，提供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扶持条件。
以“官场 ＋ 市场”为基础的中国增长最为吊诡的特征是，中国经济
的市场化程度（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各个辖区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是防止辖区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鼓励辖区政
府成为“有为政府”的一大利器。我们经常听到的观点如“政府干预伤
害市场化，推动市场化一定要以减少政府干预为条件”，在抽象的学理
上看似无懈可击，但在中国特殊的情境下却遭遇尴尬的“悖论”：全国市
场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并非必然减少政府作为的空间，反而可能增强辖
区政府干预的动机，强化政企合作的倾向，且引导两者逐步走向良性合
作，遏制地方官员的权力任性、专断和“好心办坏事”。外部的“有效市
场”是辖区内“有为政府”的必要条件。全国层面上不断深入的市场化、
一体化和国际化与辖区层面普遍的政府干预“水乳交融”。在主流经济
学的传统范式下，这看似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却在中国的政经结构下实
现了有趣的结合。
“官场 ＋ 市场”模式虽然聚焦于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与地区经济的互动
关系，但它作为一种增长机制也体现着中央政府发挥的重要职能（当然更
多地是以外生的方式），即为“官场 ＋ 市场”模式制定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
的有效规则，创造使其良好运行的外部条件（如加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
提供全国性的交通通信设施）。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
行了以经济发展绩效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启动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
治锦标赛，为“官场 ＋ 市场”模式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初始制度条件。在此基
础上，过去四十年中央一直坚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开放策略则是保
证“官场 ＋ 市场”模式成功运行的绝对必要条件。 １２ 斯蒂格利茨（ ２０１１ ）认

１２． 在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发动过地区之间、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
炼钢铁、粮食放卫星的政治锦标赛（周飞舟， ２００９ ）；为了便于地区间的晋升竞争，毛泽东还多
次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使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显著偏离了苏联模式，推动了地方工业
的兴起。但是，当时的政治锦标赛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之下推动的，可以称之为“官
场竞争 ＋ 计划经济”。官场竞争所激发的地方官员的热情与计划经济产生了致命的冲突，每
一次大规模分权都带来了投资规模膨胀、物质短缺和经济混乱。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官场竞
争必须嵌入市场经济才可能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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