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 犃犮犲犿狅 犵 犾狌犪狀犱犚狅犫犻狀狊狅狀 ， ２０１２ ）。即使在发达国家，对政府的官僚主义
和低效率的抱怨也不绝于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再造政府”和“新
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些不满的反应（ 犔犪狀犲 ， ２０００ ）。从经济学角度
来说，政府因其公共服务的垄断性、职责的多任务和严格的程序约束而
难以找到适当且有效的激励制度（ 犜犻狉狅犾犲 ， １９９４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
由于选民和法治约束，政府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和“不作为”；那么，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政府的主要
问题是“不作为”与“乱作为”的双重挑战。
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转型是所有体制转型中最艰难的转型，对经济
发展而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要求。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再来评判中
国“官场 ＋ 市场”模式的意义就相对容易了。在各级地方官员之间引入
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场竞争，将地方官员关心的职位、权力（包
括荣誉）与辖区的经济发展绩效挂钩，显然有助于实现地方官员个人利
益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激励兼容。面对政府激励这一世界性难题，
中国以“政治锦标赛”的方式在政府内部（在极为关键的政治精英之间）
引入竞争机制，创造性地给出了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行的政治
锦标赛总体上是一种比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更为激烈
的竞争形式（周黎安， ２００７ ； 犢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６ ）。更关键的是，与西方国
家受到议会、法律、媒体等多重约束的地方政府相比，中国的地方政府
是“全能型”政府，具有“强干预”能力，因此，嵌入在不断加剧的市场竞
争环境之中的官场竞争对于约束政府的权力任性和“乱作为”更为重
要，在市场所需的支持性制度（如法制）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发挥了
“再造政府”的显著效应。如前所述，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说，政府
权力的“合法伤害性”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非国有部门的投
资行为。主流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反复强调产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极端
重要性（ 犖狅狉狋犺犪狀犱犜犺狅犿犪狊 ， １９７３ ； 犖狅狉狋犺 ， １９９０ ； 犃犮犲犿狅 犵 犾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
犃犮犲犿狅 犵 犾狌犪狀犱犚狅犫犻狀狊狅狀 ， ２０１２ ）。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
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任何改革与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正是借助
“官场 ＋ 市场”模式使地方政府实现了从潜在的“掠夺之手”到“帮助之
手”的惊险跳跃。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不断增多，激烈的官场竞争迫使地方政府改变过去
的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改善对稀缺生产要素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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