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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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文化意义 ( 犓狌犾狋狌狉犫犲犱犲狌狋狌狀 犵 )的,而 对这 些现 象 的 科 学 的 兴
趣,也完全建立在这些意义上。
因此,韦伯将他致力于寻求的科学视为“对经验实在所做的思想上
的安 排”( 犱犲狀犽犲狀犱犲犗狉犱狀狌狀 犵犱犲狉犲犿 狆 犻狉犻狊犮犺犲狀 犠犻狉犽犾犻犮犺犽犲犻狋 )(韦 伯, 2013 :
175 ; 182 ; 犠犔 : 150 ; 156 )。这种安排既然要去推动科学,在他看来科学“应
该是一个让人追求的真理”(韦伯, 2013 : 182 ; 犠犔 : 156 )。他包含了两个义
务:认识事实上的真( 犠犪犺狉犺犲犻狋 )与实现自己的理想( 犐犱犲犪 )(韦伯, 2013 :
181 ; 犠犔 : 155 )。恰恰是对这两个义务的区分而不是混淆在韦伯看来是
他所致力于的社会科学应该有的性格。韦伯想象中被这一新杂志凝聚
在一起的同行,也是那些活生生地对这个杂志的性格有感受力的人。在
这种性格中,特定的实践问题和他们的理想发生矛盾和冲撞的时候,也
是他们将研究兴趣投入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韦伯, 2013 : 184-185 ; 犠犔 :
159 )。韦伯期待,汇聚到这份新杂志周围的人,具备这样性格的学者是
“思想 着 的 研 究 者”( 犱犲狉犱犲狀犽犲狀犱犲犉狅狉狊犮犺犲狉 ),也 是 “充 满 意 念 的 人”
( 犱犲狉狑狅犾犾犲狀犱犲犕犲狀狊犮犺 )。尽管韦伯对这样的性格在当时的德国的前景没
有足够的乐观,他仍然相信他们能够从服从理想和服从事实的两个义务
之间,找到最大的合力(韦伯, 2013 : 183 ; 犠犔 : 157 )。 36
必须向读者(以及———我们再度要说———尤其对我们自
己)交代清楚:是否以及在哪里“思想的研究者”停下来了,而
“充满意念的人”则开始说话了;在哪里论证是诉诸知性的,而
在哪里论证是诉诸感觉的。“对事实之科学性的说明”与“评
论性的论理”( 狑犲狉狋犲狀犱犲狊犚犪犻狊狅狀狀犲犿犲狀狋 )之经常的混淆,迄今
为止,在我们这门专业的研究工作中固然流行最广,但也是危
害最剧的独特性之一。前面的论述所针对的,乃是这种混淆,
而不 是 反 对 “挺 身 坚 持 自 己 的 理 想 ”( 犲狋狑犪 犵 犲 犵 犲狀 犱犪狊
犈犻狀狋狉犲狋犲狀 犳ü狉 犱犻犲 犲犻 犵 犲狀犲狀 犐犱犲犪犾犲 )。 “没 有 信 念 ”
( 犌犲狊犻狀狀狌狀 犵 狊犾狅狊犻 犵 犽犲犻狋 )与“科学上的客观性”,并无任何内在
的亲和性。
但是,这种驱动学者进行科学之研究的价值观,在韦伯看来,虽然
是文化科学的自然,但绝对应该和“人格说”区分开来。在本文中,韦伯
36. 张旺山( 2013 )将 犌犲狊犻狀狀狌狀 犵 狊犾狅狊犻 犵 犽犲犻狋 译为“无心志性”,此处作“没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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