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4 - 《社会》2018年第2期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犠犔 ： １５１ ），从而让行动者认识到，具体的判断之下，我们最终是用什么
来安排我们好恶，以及为实现这些好恶的行动。以最高的价值立场来
反省自己的价值判断，是行动者将之视为客观上有价值的前提（韦伯，
２０１３ ： １７７ ； 犠犔 ： １５２ ）。而将价值判断与这些最高的价值联系起来，在韦
伯看来是“人格”（ 犘犲狉狊狀犪犾犻犮犺犽犲犻狋 ）形成的基础。只有能将人格和具体
的价值联系起来，人格才具有改变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韦伯称之为人
格的“尊严”（ 犠ü狉犱犲 ）（韦伯， ２０１３ ： １７７ ； 犠犔 ： １５２ ）。具有人格的尊严也
就意味着在对抗人生的种种艰难之中维系和发展其价值观。正因为人
格中最内在的元素（ 犲狀犲犻狀狀犲狉狊狋犲狀犈犾犲犿犲狀狋犲犱犲狉犘犲狉狊狀犾犻犮犺犽犲犻狋 ）是和
犼
将价值判断回溯到根本价值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韦伯用人格来描述
在辩证批判下的行动者的形象，也就是相信价值，为了价值而坚决行动
的人。
但在韦伯看来，即使比技术性批判更深的，更能逼近根本价值立场
的追问揭示了具体判断背后一个根本的立场，但仍然是就“意义”而言
的（ 犛犻狀狀狌狀犱犅犲犱犲狌狋狌狀 犵 ）（韦伯， ２０１３ ： １７７ ； 犠犔 ： １５２ ）。这种意义实际上
是一 个 文 化 的 理 想 （ 犓狌犾狋狌狉犻犱犲犪犾犲 ），而 并 不 是 价 值 立 场 的 正 当 性
（ 犌犲犾狋狌狀 犵 ）。因此在这种更为深刻的“自省”面前，个人的良知仍然是自
由的。而更悖谬的是，正是“科学”使得人们在“知道”了这些公理的同
时也获得了这个“自由”的。即因为具体判断背后的价值的“公理”只能
是通过知识（ 犈狉犽犲狀狀狋狀犻狊 ）获得的，我们才可能获得选择信奉或者不信
奉此立场的自由。知识之果实也就意味着，这个被科学揭示出来的道
理，并不具有强制发起行动之律令的力量。这二者的不可分，是韦伯那
里科学学说重要的挑战。既然科学能够揭示出比具体的价值判断处境
更根本的“公理”，那么，为什么科学在事关一个人应当做什么的问题上
还是提供不了根本的保证呢？
３． 价值的观念类型
韦伯对此的回答是现代社会科学流传最广的结论：一门经验科学
无法教任 何 人 “应 该 如 何”（ 狑犪狊犲狉狊狅犾犾 ），而 只 能 教 人 “他 可 以 怎 样”
（ 狑犪狊犲狉犽犪狀狀 ），以 及———在 某 些 情 况 下———“他 想 要 什 么”（ 狑犪狊犲狉
狑犻犾犾 ）（韦伯， ２０１３ ： １７６ ； 犠犔 ： １５１ ）。“可以怎样”和“想要什么”，分别对
应于上述“技术性批判”和“辩证性批判”建立起来的目的—手段关系以
及文化价值。韦伯的这一说法所讲的“应该如何”，指的是伦理律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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